- 时间：2020-07-15 来源：本网编辑部 共有网友喜欢
刘波
刘波
刘波，1978年生，汉族，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湖北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宜昌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新诗研究。在《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扬子江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刊发表评论文章多篇。出版有《“第三代”诗歌研究》《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文学的回声》《诗人在他自己的时代》《重绘诗歌的精神光谱》等专著。曾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文艺评论奖、《红岩》文学批评奖、扬子江诗学奖评论奖等。
初心、活力与个体的美学
——论新世纪诗歌的写作转型和审美可能性
文/ 刘波
汉语新诗已经走过百年历程，阶段性的总结似有必要，毕竟它的现代性之路曲折跌宕，这一过程里还有更多未被发现的“难言之隐”。相对于其他文体，新诗在其无足轻重的位置上备受争议，它不断依附于意识形态又试图挣脱束缚的纠结，其实也从侧面宣告了诗人们的不甘心，不满足，而在美学和政治之间，它还有更多可挖掘的价值。新诗的形式探索与现代性启蒙，一直在“地上”和“地下”交叉进行，直至1980年代，伴随着一轮又一轮的先锋实验，它终于在百年新文学史的层面上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但诗人们的写作，在强大的古典和西方传统面前，仍然显得有些底气不足：诗歌在1980年代的狂欢和美好的幻象，如今可能仅属于少数者的记忆，它们是部分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风光的出场所带来的“身份认同”，此后，各走各的路，诗歌回到了它的常态。从诗歌内部来说，我们需要这样的常态，它打破了纵情所导致的单一性，诗歌重塑了其多元化审美格局。这一场由新世纪诗人们所领受的美学转换，至今仍然在路上，在更多未知的可能性中。
重识历史与现实的诗歌图景
在研究“第三代”诗人的过程中，我一方面能感受到1980年代那个特殊氛围给诗人们所带来的幸运和荣光，另一方面，也从更内在的喧嚣中发现了贫瘠与荒凉，这些主题在一代诗人身上构成了某种平衡。
《“第三代”诗歌研究》 刘波 著
这种平衡是整体性的，可能不会在某一个诗人的写作中获得印证，但其时代性决定了他们的诗歌情结和个体人生是捆绑在一起的，外界因素与自我的追求会对其有所影响，但他们终究还是会回到诗歌的源头，来寻找那久违的写作尊严。这也是不少“第三代”诗人在新世纪回归诗歌的原因。“新归来派”们的重新入场，给诗坛带来的貌似是活力，可能还有一种陈旧的诗学观念和权利意识在里面，这些甚至成为了诗歌探索过程中隐性的阻碍力量。
并不是说“第三代”诗人整体上进入了腐朽之境，而是他们中的部分诗人在短暂的诗歌狂热后，并没有进入写作上的自觉探索期，这中间出现了历时性的经验“断裂”。当他们重新出发时，对现代性的理解可能仍然停留在当年的美学层面上，不过是隐藏在内心深处残余的诗歌激情，在促使他们释放表达的快感。也就是说，靠激情和才华支配写作，是不少“第三代”诗人的创作状态，如何让更富智性与难度的诗歌观念成为他们的写作律令，新世纪以来确实面临着挑战。有的诗人突破不了瓶颈，原地踏步；有的诗人则直接成了“诗歌活动家”，诗歌只是他混世的工具。从世俗意义上来说，这也不是多大的过错，而从根本上看，却是诗歌之不幸。当事件大于文本，我们如何在娱乐时代直面这种本末倒置的荒唐现实？当诗歌的价值观被某些“潜规则”所渐渐扭曲，有些更年轻的诗人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荒唐属于正常，可以自然地接受，那么，还有多少真相值得我们去为诗歌写作赋予它的严肃和神秘？这些困惑留给后来者的，最根本的还是如何突围，回到一种更开阔的“常识”?；蛐碓菔被刮薹ㄍ耆ぷ置妫」婺：托》段У谋涓?，也正悄然在一些追求孤独感的诗人身上发生。
狂热的理想主义精神属于过去某个特殊时段，而狂热被淡化和消解的节制理想主义，又是新一代诗人的选择，这个选择不是刻意挣扎的结果，乃自行留守在诗歌现场的必然。“都说诗歌是一碗青春饭，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代汉语诗歌只有青春的才华横溢，而无成熟的自毁以至伟大，是悲哀也是喜讯。”这是韩东的反思，“第三代”之后的诗人所面临的，其实就是这样的现实：非理智的狂热一旦过去，青春书写所留下的那点理想主义精神正持续发酵，在对接了时代浮躁与社会功利之际，因心性、兴趣之不同，诗歌群体内部也会发生分化。一部分诗人在追求语言炼金术和先锋精神的过程中，点亮了新世纪的诗歌之灯，而另一部分人则在自由、正义和特殊时代转型的意志统摄下，为驱逐内心的黑暗选择了“愤怒”言说。这好像是“第三代”诗歌精神的某种延伸，甚至还可以接续上朦胧诗人的集体主义意志，然而，新一代诗人的变化又显得异常微妙和暧昧，他们一方面懂得诗人在这个时代的境遇，另一方面也困惑：在一个没有诗意的时代，诗歌何为？
我不是要从勇气、胆识或才华的角度来重新认识新世纪诗人，他们可能在这些诗之内外的因素上比我思考得更多、更深。不管其呐喊之声多么悲愤，也不管其彷徨和迷茫的精神怎样彰显，他们所希望昭示的，还是更为理智的写作，为现代汉语的精神之光，为诗歌所延伸出来的美、爱和善意。这些可能要比“第三代”诗人的狂热与无羁显得更富深意。尤其是当诗歌回到了常态后，那些的夸张的表达凸显出的是表演性，而另一种整合日常的“生活流”写作，看似也走了极端，其实诗人在注入诗意时悄然渗透进了经验转换的“复杂”。我们不可再以粗暴的方式，非此即彼地简化这内在的繁复逻辑。当年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对峙，在新世纪诗人这里不再是划分势力范围，而是寻找双方相互认同的可能性，不少诗人也因此有了对“民间知识分子写作”这一定位的新认识。他们的写作是一种抒情“风景”的再造，显现的是新的抱负和魅力，可一旦遭遇时代和美学错位，又同样会面临读者接受的尴尬。
当不少诗人的代表作仅只具有符号意义时，更年轻诗人的诗歌在浩如烟海的作品里难以脱颖而出，其经典化滞后，一方面是因消费时代的快餐文化盛行，另一方面也和互联网时代优秀作品被淹没不无关系。然而，这些外界条件的限制，并不足以说明后来诗人的写作就仅仅是对“第三代”诗人的被迫接续，他们所建立的新维度，同样有其创造的诸多可能。相比于过去反抗朦胧诗的宏大抒情而追求“日常生活化”，新世纪诗人也对日常有自己的认知：“自开始写作以来，我始终保持着小地方人的视角和言说习惯，笔下的山川河流、神灵鬼怪、家长里短、趣事逸闻，我都会尽可能地让审美愿望和社会诉求止于日常性。”他们又是怎样写日常的呢？“拎一只腊猪蹄去菜市/请最好看的肉案女剁成块/买一块豆腐一把韭菜回来/毛毛雨在中途落下/背书包的父母/磨蹭着不肯回家的小人儿/是否不过马路就能我行我素/路过读书院的时候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我看见我/拎着四种颜色的塑料袋/走在五颜六色的人群中/而人群不过是不断溃堤的防波堤”（张执浩《纪实》）。这样的诗虽然源自日常生活，但是最后的落脚处有超越感，有生活的平面中溢出来的那部分飞翔之景，这或许就是于坚所言的“日常生活的神性”。这种微妙的、“无诗意”的诗意更有其自足性，它不是浮在词语表面上，而是沉潜到了修辞和主题同构的肌质里，节制、内敛，往下沉，会显得意味深长。
新世纪以来，完全依靠激情的浪漫主义写作已趋式微，它们可能属于“朦胧诗”或“第三代”诗歌美学之一种，但随着其特殊时代潮流的退场，已逐渐让位于普遍的“求真意志”。即便对于历史本身，也需直面真实的当下，它得契合于完整的人生体验，而不是空洞的价值虚无主义。自1980年代以来，很多诗人都在写历史，面对创伤和记忆，“第三代”诗人是直面呈现，如同屈原那样发出“天问”（廖亦武《天问》），而之后的诗人们在理性的思考中竭力过滤掉历史中虚无的一面，将其与当下现实结合，让诗既富历史感，又不乏现实性。陈先发的《忆顾准》就试图重新解读历史，“让他酷刑中的眼光投向我们。/穿过病房、围墙、铁丝网和/真理被过度消耗的稀薄空气中/仍开得璀璨的白色夹竹桃花。/他不会想到，/有人将以诗歌来残忍地谈论这一切。/我们相隔39年。/他死去，只为了剩下我们”。诗人从回顾历史的角度与知识分子亡灵对话，他再现历史场景，重写那段屈辱，能让我们由此挽回人的尊严吗？那是由诗人的良知和史家情怀所带来的对自由与正义的向往，相对于缺少了主体性的价值虚无，诗人写出了历史和现实交织之重。面对苦难史，我们不可能匍匐在地面上写作了，所有的逃避只会让我们自取其辱。我想，这并非诗人有意与历史作短兵相接的正面交锋，而是拒绝遗忘的一种提示方式，富有更深层的启蒙色彩。
在面对二十世纪那段苦难史时，“第三代”诗人们有的绕道而行，有则惯用隐喻，有的采取解构策略，还有的则诉诸批判与召唤，以让大多数人从中获得“历史的回声”。历史记忆对于亲历者是残酷的折磨，而对于后来者又何尝不是一种警醒。当年轻诗人拿起笔时，他们重新启用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陈超语），在文字中所投射出来的思想之光，是性情和修养的体现，更带着一种人文情怀。在这一代诗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汉语诗歌的成长，它关乎个人技艺的锤炼，也指向公共审美的提振；他们的努力拓展了诗歌生活的边界，同时也修正了一种陈旧的秩序，让诗逐渐回归到常态书写，而非靠哗众取宠获得掌声，因为那些外在的喧哗之声经不住时间的淘洗，很快就会被更为尖锐的美学标准所改写甚至取代。这可能不是诗歌线性发展的逻辑使然，但写作的常道终究是那条一以贯之的情思之链，在语言和思想潜移默化的融合里寻求探索的路径，此为我在“第三代”之后的诗人身上所看到的变化。当沉下去的写作成为一种精神自觉，它就不再是语言游戏的狂欢，而是诗人的生命体验和关于词语的呼吸。
诗意守护和精神定位
和“第三代”诗人在1980年代那种为诗歌而放纵和流浪相比，1990年代之后，诗人们多在体制内讨生活；即便是自由职业者，其生存也或多或少地与体制发生关系。也即是说，一个人在当下似乎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规则而存在，可当追求自由精神的诗人被套上某种制度性的枷锁，束缚会让他们试图摆脱来自现实生活的压力。与此相对应的，有些诗人就在精神上寻求一种轻逸之感，当日常的轻逸被置换到写作中时，它可能会导致诗歌美学上的苍白、乏力。普遍的沉重，源自内心深深的不安全感，困惑不断增加，而精神上找不到出口的焦虑，透过文字能隐隐地现出一种分裂和茫然。于此背景下，反思性的写作在合唱的时代就显得异常必要，诗人在写作内部并不关乎知识分子身份，但他们向往诗歌的纯粹仍然是对过去理想主义精神的某种守护，这在消费主义时代的变体，不是因体制所导致的异化，而是内心期望保持高洁的精神象征。
无论是对语言创造的承担，还是作为思想启迪的标准，中外经典诗歌里的那道正义之光，会让更多年轻诗人意识到写作的尊严。这不仅是在提醒自己，同时也在启蒙他人：为我们喧嚣的生活提供一份参照，让自己不至于太偏离写作的常道。“一首成功的诗歌应该具有让时光重现、让万物复活并再度生长的力量，它能发出召唤人心的声音。”诗能发出召唤人心的声音，首先要求诗人在写作时要入心，话虽简单，这样的实践其实是一种难度。当此时代，妥协的写作更多，且陷入了普遍的应景，这种顺从或迎合，也许会得到一时的名利，可诗歌就此沦为了工具。一定程度上的“精神洁癖”，能适当地纠偏过于中庸的写作，它在平衡现实与美学这二者时，不会让文字太陷入无力感中。与其说是跟时代和解，不如真正回到内心，在自我成长的背景中理解我们身处的当下，此时，“介入写作”不是衡量诗人是否存有良知的标准，它仍然只是在引导我们怎样理解那些“冒犯性”的诗歌。多数人在写一般意义上的好诗，也要允许有诗人写“非诗”，这可能才是诗歌能从美学惯性的乏力中超拔出来的通道。保持独立性，坚守民间立场，这些口号说起来简单，但能保证完全的纯粹，确实不易。诗人也有动摇的时候，因为稍有风吹草动，生存的那条主线被切断后，求生的本能就可能会驱使自己放弃，何况有人认为写诗在当下本已属奢侈。
绝对的完美不属于诗歌，我们还有什么不可言说的呢？即便是在“中生代”、70后与80后诗人群体中，他们整体的人文素养似已优于前辈诗人，可他们仍然会有无言的禁忌，隐喻是一种修辞，也可能是一道遮掩的屏障。真相与残酷的现实，都是当下写作中不可绕过的主题，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波动，或隐或显地不断冒出“存在主义”式的难题。“……有人给太阳打上马赛克，/因为公鸡还在沉睡。/有人给先知的脚打上马赛克，/为这个国家省下一双鞋子。//他们给大地的洞穴打上马赛克。/他们害怕双眼，害怕/赤裸的蛇——/有人给恐惧打上马赛克。”（唐不遇《马赛克》）带着世故的遮蔽，其实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在诗人笔下，它属于想象的一部分，但在诗歌之外，它又是不可回避的真相。而诗人何以冒险？一种责任感和承担意识，不允许他对那些滞重、尖锐的荒诞视而不见，于是，超越性的批判书写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这是我在新世纪以来诗人们的作品中所感受到的信念，他们的写作对当下构成一种对抗，一种向下去清理“黑暗”的启示。“当诗人发现他们的词语只指涉词语，而不是指涉必须尽可能忠实地加以描写的现实，他们便绝望了。这很可能是现代诗歌音调如此阴郁的原因之一。”面对公共事件发言时，诗人的笔有时可能指向时代的病症和社会的痛点，而一旦回到生活的现场，更多人还是会寄托于自我的内心。靠困惑带出的动力，携着文字向前走，对于多数诗人来说，也正是感受诗性世界的方式。追问何以会如此？时代为什么在异化我们正常的心理？问题意识的不断被激活，也是诗人能找到自我定位的关键。“没有一首诗是纯粹个人的行为：它是个人对公众的回应。宣称自己与社会格格不入的诗人，同时也正是以一种最特别的姿态重新融入社会。”如果没有这样的定位，写作会变得散乱，缺乏一道向中心集束的力量。这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诗人们的思想视野和精神境界，若无此，写作同样会显得绵软无力。但在普遍的无力中，总有一些诗人会拒绝自我复制，也警惕被意识形态所规训的写作模式和不痛不痒的情绪流。他们将自己置身于时代的残酷中，去体会丧失批判精神和意志消沉所带来的身心尴尬，这样的书写才是立足于真相的告白，而不是在伪善与虚假的“惺惺相惜”中领受表象的安宁。当虚假和真相被揭露时，那种不堪经受的脆弱感会立刻击中我们的神经，此时，反讽文字的力量再强大，可能也无法挽救诗人自身的孱弱和理想主义精神的坍塌。
很多诗人的困境在于：如何穿越文字本身，而抵达某种思想的高度？这还是在于坚守。不写单向度的语言之诗，也不写应景的主题之诗，而是写内心之诗，写真正的人生之诗。“无言者对有言者说：雨/会有一天大起来。//无言者的言不是沉默的。//对一个体制而言，/无言者的雨是鲜红的、热的、/轰鸣的。//无言者面对一处山水，/如面对一座立刀旁的监狱。//说无言就是说死，//说出雨，紧接着雨大起来/立刀旁全是沟渠，引浑浊的雨水/向更多的寂静流去。”（《无言者》）孙磊这首诗副题为“献给懦弱的人”，没有明确的所指，只是一个集体称呼，想必是针对所有可以贴标签的“懦弱者”?？志逶诘毕虏唤鍪呛芏嗳说男睦碜刺?，也是打破孤寂与黑暗的一道符码。人在面临生死时，会试图以一种脆弱打败另一种脆弱，以一种恐惧降伏另一种恐惧，这不是庸人自扰，其客观存在决定了人如何以强力意志来避免堕入那道悲苦的深渊，以求得新生?？稍谡庑┨跫挥惺迪值那榭鱿拢颐侨绾稳サ执锬谛牡墓饷?？借助诗与自我对话，能部分地解决交流问题，也可在一定的精神空间中获得对现实与历史的独特认知。
由此，我们在写作时必须要认清自我的处境，这种处境决定了精神的领地和写作的方向感：你是因批判而心生恨意，还是因宽恕而发自内心地去爱，这是一个诗人的认知高度所在。我们从历史中获取智慧，而从现实里寻得人生的希望，多少苦难也无法阻止人“向死而生”地对存在之难的探寻，这就是有些诗歌富有穿透力的原因。“有人仅余残喘，有人输掉青春。/道理太多，我们常被自己问得哑口无言。//将词献祭给斧头，让它锻打成一排排钉子。/或在我们闪耀着耻辱的瞳孔里，黑暗繁殖。//末日，没有末日，因为压根儿就没有审判。/世界是一个矢量，时间驾着我们去远方。//自由，也没有自由，绳子兴奋地寻找着一颗颗/可以系牢的头，柏油路面耸起如一只兽的肩胛。//爱只是一个偶念，如谄媚者门牙上的闪光。/再没有故乡可埋人，多好，我们死在空气里。”（朵渔《论我们现在的状况》）这些新鲜而陌生的词语搭配，不一定是在为生活作总结，它或许恰恰是要提醒我们：现实是残忍的、无情的，而被语言所重塑的生活，则会显出另一种不同于日常的对话性，决绝，干脆，字词间承载着悲剧性的思辨色彩。这可能不是我们所熟悉的现实，但诗人为我们出示了世俗生活的另一面，是具有审视精神的写作还原。
对新世纪诗人作品的多元化呈现，并非要强调“中生代”、70后、80后诗人就比“第三代”诗人更高明，也不是说他们的美学一定符合时间进步观，只是他们将过去二元对立的格局作了拓展，让诗歌在新世纪之交重新获得了它个性的光芒。尤其是诗人们的想象力不仅用在了语言表达和修辞技艺上，而且更集中地用在了对各种主题的构型里，那是对思想提升的文本实践，让每一首诗在贯注理性精神的同时，仍葆有其耐人寻味之美。
现实感与力量感的融合
在以前的诗歌语境里，很多诗人追求的是“远方的抒情”，或者不少读者流连于“生活在别处”的想象，认为那样才代表了一个诗人的心性和情怀。这种对诗歌写作的单一性审美认知，其实是对诗歌理想主义精神的一种误解。虽然后来极端日?；醋鞣床庵趾甏笫猓诖笾诙琳咝哪恐?，朗朗上口的浪漫抒情一直就是现代诗的正宗，其他的则为异端?？墒?，在新诗百年的美学演变历程中，浪漫主义的抒情只是一个角度而已，并不能涵括全部的诗歌创造。写作应是多元化的，无论从语言表达，还是从主题内容上，皆以自由创造为前提，其所提供给我们的，不应是一堆失之简单的碎片风景，而是一种富有整体感的文学气象。
多元化书写或许意味着抛开禁忌，自主选择，但也可能会引起评价标准的混乱乃至丧失，这对于很多年轻诗人来说，确是一柄双刃剑：选择与处理得好，就是创新，一旦处理不好，也会滑向松散和肤浅。从这一层面来说，新世纪出道的不少诗人仍然面临写作上的转型，每一次转型都可能是一次重组与新生，它通向更为内在的觉悟。如同苏珊•桑塔格所言：“所有写作都是一种纪念。”它针对当下和未来，但终将面对历史的检验，诗歌同样摆脱不了这一规则。我们通常认为一个诗人有风格，是体现在他历时写作的独特性上，然而，稳定的风格，也可能意味着技艺上的故步自封，还意味着某种美学的板结与僵化。“诗歌虽然神圣，本质上却是一种不敬神的亢奋。”齐奥朗对诗歌的认识，还是在于创造性。尤其对于1970年代之后出生的诗人，我们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不断变化的轨迹。虽然也会遭遇创作上的瓶颈，而率真和活力一旦在他们身上被激发出来，其作品的力量也能得以在字里行间落实。
新一代诗人的成就无可否认，只是他们的作品需要我们用心去感悟。他们不再代表哪个流派，仅以个人的方式认领属于自己的精神根据地，不论里面暗藏“阴谋”，还是外挂着传统或现代的模式，这些都离不开个体伦理的审视。因为身份认同尚未解决时，更富差异性的美学接受对于诗人来说还是显得艰难，表象之问与终极之问交织在一起，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分辨出到底哪一极适合自己。越来越多的困惑促成了诗的生成，生活里无法解决的疑难，在诗歌中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呈现，那是经验转化的结果。新世纪诗人们的写作经验更加细微、芜杂和灵活，也更具深度和现代意识，我们如何从这一代诗人的写作中获取公共美学视角，则是对阅读和接受能力的考验。诗人们既在传承，也在传承中不断地扬弃陈旧的审美观念，从而构成了新的自我创作语境。他们的写作未见得符合所有人的审美趣味，但顺着“灵魂出窍”的方向写，总能在诗中为词语和句子覆上一层光泽，它照亮的是被我们忽略和遗忘的角落，也能够由此打开一度幽暗的内心世界。
那些钟情于语言实验探索的诗人，因此获得了神性之光的照耀，而那些朝向灵魂深处进发的诗人，更是在这样的平台上建构起了自己的精神疆界。近几年，“城市文学”盛行，作家都在为读者讲述城市里的“中国故事”，即便来自农村，他们也都不约而同地“向城市致敬”，这可能就是城市化进程给新一代作家带来的美学要求。时代的分野对每个人的阅读都构成了挑战：我们的乡村经验只留给了记忆，最终归到了怀旧的范畴，而当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时，我们价值判断的天平又倾向于哪一边？身在城市，可还是怀念乡村，这是一种生活的悖论，却又是不无真切的现实。“我们可以定制流水/一泓小溪从门前缓缓流淌/还可以定制树荫/叶子必须相当茂密且绿影婆娑/当然，还要定制几声蝉鸣/太多有些嘈杂，太少又嫌单调/自然，也需要定制一些清风/散发缕缕花香也很必要/尤其重要的，是得定制一间木屋/宽敞、朴素、低调，立在大地上一动不动//总之啊，这些都不难/在北京附近郊外几十公里就可找到/但问题是，在这个红尘滚滚的时代/到哪里去定制一个愿意安静地隐居于此的君子呢？”（李少君《京郊定制》），对于自然诗人来说，如何在喧嚣的都市寻找一方宁静之处，只有求助于当下盛行的“私人定制”。我们虽然能够定制自然之景，但人心却已被污染，再也回不到初始的原生状态了。这是现代社会的困惑，虽然诗人也在反思，在抵制，一切似乎都回不去了，唯有在诗中留存一份对自然的念想。
抒写自然，对于具有都市身份的诗人来说，或许只是一种理想的再现。我们对每日生活的城市既熟悉，又异常陌生，被这种“乡愁”意绪困扰多年后，方可发现，那乡村之根才是精神上的归宿。“在乡下，我要建一间木屋/搭一座菊圃/门前吠一只狗，房后鸣几只鸡/东边种一片桑麻，西边植数株翠竹/晴天里我在小溪边洗墨/雨天里我在瓜棚下磨砚/清晨早起，读一遍四书五经/向晚有闲，题几行五言七律/这时光如此宁静，像月光淌下我湿润的心跳/像微风吹荡我温热的血液/我在花丛浇水，在菜园施肥/四周鸟在叫，虫在吟/我不知晓的细小动物们在欢歌和聚会/我是多么有幸啊，世界给了我如此的恩宠和馈赠……”（熊焱《乡野生活》）这是古典的乡村乌托邦吗？当这些场景在头脑中形成画面时，是如此真实，又如此与我们求得安宁生活的渴望形成共鸣。所有在都市生活中的焦虑、烦躁与不安，一旦回到乡野中，都可以获得暂时化解，但这并不是一时的麻醉，而是身心背负的重担在自然里才能得以卸下。虽然乔治·斯坦纳建议诗人选择沉默，“当城市中的语言充满了野蛮和谎言，再没有什么比放弃写成的诗歌更有力。”选择表达真相，同样也是一种承担，诗歌书写又何尝不是对话性的交流。从城市生活到乡村怀旧的二元转化中，清醒的诗人不再做名利的囚徒和欲望的奴隶，现代生活同样可以在古典的氛围中获得丰富的可能，因为辽阔的精神疆域需要更大容量的生存哲学来填充，只有在词语间寻找神秘感的诗人可以做到，他们内心里有一个永恒的向往之域。
城乡二元书写在不少诗人笔下构成了一种矛盾的张力，那些至少现在无法解决的冲突，就是诗意的一部分，比如王夫刚笔下异乡人的隐忍和慈悲，霍俊明诗中华北平原的乡村之痛，谢湘南笔下城市与乡村线上的那段无法弥合的距离，杨康诗歌中几近于撕裂的城乡痛楚，都是值得赞美的“残缺的世界”。不仅仅这些关乎天地自然的疑难值得诗人们去思索，就是与时代紧密相关的个体命运，也在其文字中得到了相应的安放。不管时代如何粗鄙、暴戾，很多诗人内心还是存有一丝对汉语言的敬畏，对文学精神的守护。“既然诗歌与我们的存在有关，诗歌所传达的就应该是自由的声音。”这自由的声音源于现实，同样关乎诗人的灵魂。他们的书写中，既有批判的锋芒毕露，也有关于宽容、爱和善意的持守；既有现代的孤独经验，也不乏古典的优雅品质，这些都是诗人们精神还乡的见证。
蓝蓝、杨键、谷禾、朵渔、郑小琼等诗人的作品，让我们见识到了诗意语言介入到现实时所产生的力量，它们可能是扭曲的，变形的，但都无不关涉深层次的矛盾和个人内心冲突，这是诗歌为时代所昭示的最无功利性的灵魂记录。杨键的历史怀古，胡弦的陌生叙事，阿翔的障碍诗意，孙磊的隐喻美学，阿斐的直白其心，都可能代表着新世纪诗人不同的创作风貌，他们既有自觉的文体意识，其作品中也隐藏着独特的精神内涵。因为个性和素养不同，新世纪以来，诗人们在主题选择和介入力度上也是有差异的，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始终在批判中透出悲悯情怀，在犀利否定的同时，也对人性之美出示了郑重的肯定；在追求自由的表达里葆有一颗初心，让写作定格在向善的层面，在对爱的守护中保持思想的力度和文辞的精彩。他们应该是新诗发生以来最活跃的一群诗人，不仅是当下诗坛的中坚力量，也是未来汉语诗歌传统的缔造者与开拓者。新世纪诗人们写作的耐心和韧性，也许就是在这样一种“人生之慢”的期待中，可获得最终的感应、确立与超越。（原刊于《南方文坛》2017年第4期）
确立起自己的精神维度和美学方向
——芦苇岸短诗论
文 / 刘波
在自然中冥想，在生活中反思，在所有的人世变幻中写下自由的诗行，这或许是芦苇岸醉心于诗的缘由。他为诗歌留下了不少新奇、生动，同时也留下了疑难和困惑。当我走近他的短诗时，我感受到的不是野心，而是他贴近生活和文学本身的那股劲头，倔强，深沉，不断地写，倾泄而出，哪怕只是收获几个灵光一闪的句子。我相信，这对于芦苇岸来说也就够了。诗歌能为我们带来多少欢愉和成就感？我想更多的还是焦虑、迷茫和恍然大悟后的不安，即便这样，诗人们还是要写下去，在坚守和执着里将一个个词语打磨、擦亮，不是寻找与生活和解，就是选择跟时代对抗，自己身处其中，会有难言之隐，但言说仍然重要。那是诗人唯一的方式，他将孤独与寂寞亮出来，不是刻意寻求回应和安慰，有时甚至连理解都难以获得，可还是要义无反顾地写，这是他能在诗歌中找到的全部价值，还有什么能比这“无用之事”于当下给予我们的更多呢？芦苇岸的坚守，或许是兴趣使然，我且将其视为生活对他的馈赠。不管他得到的是创造的快感，还是失败的荣耀，只是这写作的权利，于他更像是某种自我启蒙的途径，无限靠近那些务虚的理想，但又与现实相互砥砺，相互渗透。他在不断地超越自我中跨过写作的激流，终究会以他独特的方式来承担诗歌的责任，并确立起自己的精神维度和美学方向。
如何打磨生活并放飞想象
尽管芦苇岸的写作没有追求那种彻底的介入性，也无多强的及物感，但他的诗思一定带着真切的生活底色，有时甚至就要飞起来，但最终还是回到了地面上，试图接通与现实的声音和画面。他在诗中的哲学守望，是基于对人生的多重理解，当这些人生理解体现在语言创造中时，有的诗人的讲述我们看得出来，而对于芦苇岸，很多时候我们是看不出来的。至少他没有去直接复制生活现场，而是作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转化。他曾在一首诗的最后写道：“这世上没有一件伟大的事情/比得过：站在桥上，为河流寻找远方”（《知音》），这是多么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一句感叹，我们甚至不需要再来讨好似地言说诗意，这样的想法和由想法带出的场景，已足够抵消所有空想的浪漫。
哪怕是瞬间的感受，诗人抓住了它，落笔于纸，有可能是陷阱，也有可能是理想的新生。生活给每一个人带来了什么？鲜花与掌声，痛苦和绝望，它们各自扮演着平等的角色。诗人的使命就是打磨这些或喜或悲的角色，让它们在字词间生根，成长，最终生成新的美学。“开场的语气，有点魂不守舍/那些挨着生活的人啊，记得去省亲/跳过另起一行的设定/草青山绿。却总有人如一枚/悄然飘落的树叶/枯萎的颜色，像困厄的命运/在虚化，在斑驳，在模糊/只有匆匆的那双鞋还在真实/溅一路尘屑、泥水/……不曾息止。人类，这般可疑”（《惘然诗》）。所谓的生活之诗，那些冠冕堂皇的整体感受，可能完全敌不过历历在目的细节，只有细节才有真实的可能，它让我们的人生不至于那么飘渺无根，那么不可捉摸，这是诗人所体验到的生活，或许并不关涉他自己，但这切身的书写，也直指一种不言而喻的命运感。芦苇岸的诗歌触角其实足够长，视野也相当宽，因此，他诗中有很多明晰的部分，“为什么这一生穿越风尘依然干净/因为故乡的松涛，是我要抵达的澄明”（《词根的故乡》），表达的准确是诗人不断练习的基本功，可在这种精准的表达和明晰场景的背后，我觉得还是那些生活的迷惑更让他接近诗的构成。“一生有多少值得眷恋/这枚管用的图章，盖得一丝不笱/在每天的疑惑中/我常常答非所问”（《老人斑》），这是多么荒诞，而又如此正常，生活之路就这样在矛盾的交织中不断延伸，它延伸至远方与终极，远到我们甚至再也无法找回生活的起点。
他有一首诗名为《惑》，副题为“酒后读诗有感”，这看似无规则的表象书写，其实有他内心的不安定与太多的困惑，这或许也印证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诗本身的飘忽。“为什么阿喀琉斯的踵和悟空的头箍/在汉诗中会有天壤之别的遭遇/如果不是因为沾点儿洋气使诗的成色加重/那又是为了什么？贴牌作假盛行/说明人们死心塌地好面子/白居易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诗歌中，难道只有愿望永远没错/结局呢？阿喀琉斯拖着残踵升上五星宝座/悟空的头箍烁金无人点赞冷坐/哲学在诗歌艺术中无奈地遭遇选择性执法/诗人啊，你们夸夸其谈的那点经验积累/够打下槐树上一只鸟不？呵，树叶跳舞”。这以诗谈诗的即兴吟诵，看似诗人酒后的胡言乱语，实则暗含了他的诗歌主张与信念：语言的精准与意义的含混，才是诗意生成之道。我们看诗中那些幽默的戏谑，那些嘲讽的诘问，那些貌似无理由的拼贴，在具体的字词中我们看得清楚，可在这外在轻松的氛围里，却隐藏着诗的不安与悲剧气质。这些与我们的生活形成了呼应，无论外表多么强大，也总会有其脆弱的一面，只是它无法示人，而诗歌又何尝不是如此？花哨的表达背后，可能是一堆语言的残渣，唯有以生活为底色，诗歌才不会空洞与黯然；那些通过想象所完成的句法转换，才可能会重新唤起我们阅读每一个词语的耐心，才会让诗中所呈现的人性更丰富，更具质感。
芦苇岸作品《落雪如盐》刊于《十月》2017年第4期
我读芦苇岸的诗，很长时间以来就是被其语言创造所吸引，他的先锋来自实验性，一种修辞表达的准确。这看似容易，其实并非简单之事，创造是需要功底的。他以语言的非正常使用来制造陌生化之境，包括生活本身，也披上了生动的外衣。他不会去作简单的平铺直叙，时刻对创造抱有期待，变形的创造是诗写的基础，它们依赖想象构成了语言的梦境和幻象，因此，现实与虚构之间的边界，时常被打破，进而达至他所希望的意境。“只有想象可以不朽/人生暮年，我终将能够成为富翁/想象，让万物脸颊绯红/那些深微的美/无法言说//我从枯枝下走过，身后乍现春光/斟满月色，和李白对酌/即便黑夜茫茫，我也不会烦忧/默数着指尖上的露珠/澄澈满怀/落花有意，流水多情//只有想象可以不朽/当我老了/我一定会把这个顿悟当作千古的/传世遗嘱”（《不朽》）。在诗人眼里，想象是一笔不朽的财富，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它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多少诗人通过非凡的想象在诗歌史上留下了千古绝唱，李白如此，杜甫同样是这样。然而，想象与生活在诗歌中并不冲突，相反，它们的有效对接时?；岣颐谴匆庀氩坏降木?，就像诗人所言：“写作的人提着一壶寡酒，嘴里吐着气泡/他经营的诗句已经油水不多”（《小客栈》），这缺少油水，是否意味着想象力的匮乏？我愿意这样来理解，它毕竟关乎一个诗人的天赋与才华，它们和后天生活的重逢，会再次通向创造的大道。
直白其心或隐喻的陌生
芦苇岸从来没有脱离生活本身去经营他的诗歌王国，其长诗《空白带》和组诗《湖光》，皆源于他的日常经验，那是生活的磨练给他的艺术馈赠。在写作中，他拒绝了照搬和复制生活现场，可能他觉得没有挑战性，而诗的审美，就在那明晰与混沌之间，既有情理的逻辑，也不乏人性的混沌。对于诗人来说，他需要恢复的，就是如何与他人分享个人经验的公共性，即将语言创造与日常人生打包送出，以求得存在感的共鸣。所以，我很理解他在一首短诗最后所感慨的两句：“我们的一生，无限接近一段遗嘱/没有一个答案，令人心满意足”（《秘密》）。诗歌也是在路上的，它并不通向我们认可的终极，那处悬置或许就是诗的命运，也可能是诗意生成时的必然处境。诗人给了词语以最高的位置，同时也要给诗意以余地和空间，让其可以自由完成自己的翻转、流动，终至成为一段佳话。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对芦苇岸的短诗保持着一种信任感。诗与诗之间看似没有关联，实则有着内在的体系性，它们都期待着对命运言说的渴望与耐心，不管是惯用隐喻，还是直白其心，诗人都是在向生活讨要一种存在的哲学。“我若不计较，上帝也不肯放过我/这是那些白头芦苇在说/风越来越小，云团越堆越厚。芦苇的背后/湖水还是那样安静，任凭水鸟飞/右边，几幢老宅的墙上写着大字——拆/有人无声走过，慢慢消失/湖水依然安静，天空灰蒙蒙/齐刷刷的白头芦苇，僵直着，心事重重”（《宿命》）。像人一样，植物如芦苇也有自己的命运，这源于天地间的物事，可自生自灭，但它们不为人知的丰富，如不是诗人以一种方式来走近它，我们又何以能体验到如此微妙的内心诉说。这种诗的生动，不是在于白描的绘画之笔，而是诗人投注下的针脚般绵密的日常观察；他洞悉到了芦苇成长的秘密，将它们的“心思”变成了一种人性化的言语投射。如果说《宿命》是一种直白其心的话，那么另一首同样写鸟与自然的诗，则具有另一番潜在的价值：“鸟们尖叫着飞过头顶/这些自在的公民/在天空和树梢，彩绘未完成的诗篇/它们有时扑到地上，在草丛里/找寻命运的气味/再高贵的事物，最终都会/走一样的路，过一样的日子/阳光的羽翼运走彷徨和苦闷/叶子下的花，脸半露半隐/它看到的尘世，戴着抒情的面具”（《隐喻的尘世》）。尘世本是现实的精神扩展，可诗人却要以隐喻的方式来书写它，这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每个人眼中的尘世都可能不一样，即便是同一片天空，在所有飞鸟的眼里，也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它取决于当时的心境和对命运的看法。
其实，不论是直抒胸臆，还是隐喻象征，诗人有时所追求的一种日常诗性，最后还是殊途同归。芦苇岸有冒险意志和实验精神，但并不制造语言的迷宫，也不依靠玄想去获得高贵的大气象，即便用隐喻，他也是在寻找创造的机会。“有一个位置始终空着/寻找幻境的人手持线装书/里面总有一些句子不按语法出牌”（《隐喻》），这就是诗的意境，隐喻在此只是一种方式或途径，句子打破了惯常的排列路线，那种旁逸斜出的美妙，才构成了诗歌的复杂性。因此，芦苇岸这种创造是对实验之诗的拓展，一个字或一个词，能让他不断地拓展它的边界，向内或向外延伸，这种“目击成诗”的能力，是训练有素的表现，也是持续性写作的保障。诗到语言为止，其实是有前提的，它可能通往某种人世的真理，这真理联结着生活本身，是和生活的对话。“指向午夜的时针还在潮湿。霉味/始终塞满倒退的路径/有多少提前量的关爱就有多少苦痛/人间，已经没有乡村/那些习惯用亲情兑换世故的人/最终兑换了名利的分币，在堂皇的/阳光下站成一排松软的肉身/仅有语言是不够的，在通往来世的路上/还得常常提一提渐宽的衣带/下一刻的路碑，醒着警世的亡灵”（《仅有语言是不够的》）。诗人以一种突然的方式切入，那可能是灵感促使他写下第一句，这种释放不是被语言裹挟着的被动的情感流露，而是生活的某个侧面触动了诗人，他由此倾吐了这隐秘的念想。念想虽然直接诉诸语言，但并非终结于语言，它指向了某种更高的精神，这或许才是诗的重心。
我开始理解芦苇岸何以在诗中流露出那么多的感慨：“很多年/我们都在为一些小念头而活着”（《看云》）；“我全部的爱与恨加起来/也堵不了日子的侧漏”（《爱着滚烫的生活》）；“说出来吧，还有什么比得过/以一个人的孤独对抗尘世的寂寥”（《对抗》）……这对接于日常生活的感念，也非同寻常，他总是在试图探讨生活的本质，并接近一场情绪和语言交叉的风暴。诗人对语言着迷，并热衷于看到它们的排列、组合、变化，这一切都可能是生活的时空感与想象世界的呼应，诗人遵循这些命定的法则，并以他的真诚乃至误解建立起了自己的诗歌语言体系。我在芦苇岸的诗中洞察到了太多的对抗，但这些对抗并不是向外的抱怨，因此不具有攻击性，他是在竭力向内审视，其对抗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自我。他的追问之作《我们离自己有多远》，就像铁凝的小说《永远有多远》一样，是一个庞大的人生命题，谁能保证自己抓得住那精髓？可我们还是不断地去追问，就像一遍又一遍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明知道是一场徒劳，可仍然愿意去重复那无聊且无谓之事，这样的悖论，也许就是生活的真谛。诗人的追问带着细节的支撑，不那么空洞，也没有停留在泛泛而谈上，他所出示的针对性，就是一个生活的场景，令我们沉入思索，又起伏不已。
诗人向内的生命体验，不是靠独白完成，它仍然是切近生活横断片的自我定位，此时，诗人将自己作为参照，来彻底认清内部的世界。仅有语言是不够的，而仅有激情同样是不够的，“必须将生活的热情/冷却成内心的一把刀”（《小气候》），这节制的创造才会显出内在的深度，这些可能恰恰为不少诗人所忽略。芦苇岸亮出了自己的姿态，如此清晰冷静，又那样尖锐有力，这是他在保持诗歌现代性的同时，重建一种诗歌信念的理想所在。
纯诗、玄想与正义的哲思
可能在很多人看来，芦苇岸的诗歌中并没有过于注重对现实的关注，他更多是在与自然亲近，这样，其写作所具有的批判性是否成立？然而，他的诗歌皆是生活的副产品，不管是来自切身的体验，还是源自间接阅读的结果，都是立足于生活的核心。相对于长诗和组诗的体系化，他的短诗更纯粹，具有“纯诗”的特性，更接近文学的本体；其诗歌的哲思性，虽然同样是源于生活和日常经验，但他没有照搬，而是在体验与想象中进行转化。如何将日常经验转化成为诗美的创造，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有着它艰深的复杂性。
从这一点来说，芦苇岸的诗歌其实有着更接近文学本体的特质，他不制造清汤寡水的文字，但他也肯定不满足于语言游戏，就像他一再强调“仅有语言是不够的”，超越语言方为诗之正途。他所有看起来有着“纯诗”面孔的作品，内里都可能潜伏着思想的风暴，而那些貌似玄想的修辞，表象下也都可能暗藏着内省的锋芒。因此，芦苇岸的诗歌读起来并不轻松，有的甚至还很重，不断地向下，压力重重，这是诗人在难度写作上的体现。如果小情绪写作成为常态，我们多少文字都可能会被过于便宜的写作所遮蔽和淹没，他必须为自己的诗赋予更内在的真实，并成为一种思想的自觉，这样会让诗更具现实性和力量感。我们来看看诗人的反思：“我谎言的呵护和耐心的限度/到头了。窗外的树挡不住严寒/都掉光了叶子。自然的真实/就是人性的真实/最管用的一招一直藏在风中/看我的虚伪还有多少/今日奇冷，舌头不再转弯抹角”，这是诗人的《坦白》，文字虽然看起来没有多少率真之意，但他借助自然亮出了自己的底牌——真实。而真实与“纯诗”并不矛盾，它们可以同构在一场针对时代和现实本身的反思中，让真相成为统一的主题。真相是什么？在诗歌中可能并不是直白其心的诉说，它潜于阴影中，也许在黑暗里，有时还要我们去捕捉，去挖掘。“在年关的夜里遭遇刺猬/温暖被射杀，万物失去细节/行人惊惶，路灯冷淡/白色痛得失去方向/掩藏真相的本事，残败、肮脏/春风收拾残局，丰年可疑”（《暗示》）。这暗示的真相，其实早已暴露，当多数人都习以为常、视而不见时，唯有诗可以记录这沉重的时刻。
那么芦苇岸到底记录了些什么？面对残酷的现实，他好像也没有过多地去“暗示”和“隐喻”，在时代和自我面前，他保持了一个诗人最基本的忠诚。“这残败的身体，这迷乱/松鼠们已经失去赞美森林的耐心//你在旅途，你的骨头长满刺/你的羽毛，像发丝一样//是天空失去灵魂，还是灵魂/失去了天空？无人应答/迷恋低音做假。脂粉失血过多//如今，脸面越来越虚幻/光明昂贵/我们都倒退着，去后山掘墓……”这首题为《霾》的诗，在保持诗意的前提下，诗人最大可能地道出了自己的警觉、忧患与相互的失信。我们的当下处境就是在这谎言与遮蔽中不断走向恶化，我们需要拿什么来拯救自我？一味的后退与妥协，或许能保全一时，但最终还是会失掉所有。我从芦苇岸这一类型的诗中读出了疑虑，以及他的现实批判精神和人文情怀。就像他在《沉默的能见度》一诗中所言：“论经验，这场雨一定是酸雨/连天的雾霾，灰暗而且性格怪癖/能见度，是画地为牢的栅栏/有人在诗中骑马，做梦，招魂……/咳嗽此起彼伏，该死的坏天气/有人在想，究竟要后退多久/才能看见星光，黑暗带来的美丽/比一场运动的口号要猛烈/地铁拖着一枚尖针，穿过恍惚的城市/日暮乡关啊，何处才是我的祖国”?；蛐砦淖直旧碓对睹挥邢质道吹貌锌?，可诗人并未放弃言说真相，在语言实验的结束处，他的写作才刚刚开始。这是一种不屈服的诗歌精神，它通向真诚、真相与真义。
所有的真，都立足于有力量的文字，它们带着迈向真理的色彩。除了那些直接言说的诗歌之外，还有《和雾霾谈判》这样的作品，有良知者皆不可沉默，不论他们选择以怎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发声总是必要的，哪怕他仅仅指向的是雾霾本身，那也是反思的结果。在人性的基础上反思现实，或许会不可避免地传递出哲思的信号，那虽然不是诗歌写作的必然，但语言的延伸会让诗更具内涵。芦苇岸曾以一首短诗表达过他写作的抱负，那切己及人的言说，其实是一份承担：“活了大半辈子/我终于明白这世界上/最不靠谱的念头是给事物重新命名/我写诗的抱负/是想创造一块磨铁/帮我找回我所爱的不爱的事物/原初的名字”（《求真》）。诗人想回到原点，既是人生的原点，也是写作的原点，只有原点才最接近纯粹，也才最真实。我且将求真当作他写诗的立场，而这种抱负如今显得越来越稀有，在所有的功利和喧嚣面前，这种稀有的抱负成了一种参照或一根标杆，循着这样的参照，我们能找到人活着的尊严，也能发现自己到底身处何种境地。如同他在写给作家史铁生的诗中所感慨的：“写好诗的人，都突然无声走了/苟活者，数着佛珠装神弄鬼”（《秋天的怀念》），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可这现实在诗人看来仍然需要改变，他自己在实践，同时也希望能影响他人。
在现实中挣扎，一旦形诸笔端，要么是一幅惨烈的画面，要么就是一场关于内心的搏斗，这些冲突最后还是要抵达某种更高的目标，它可能是爱，也可能是真理。我在《中年辞》中感受到了无奈，从《假象背后》中读出了反讽，在《独自的和解》中看到了悲悯，而在《生命的欢愉是移动着的，向上的》里，我终究看到了希望。这希望何在？是生存，“总有一些东西是死亡带不走的”（《总有一些东西是死亡带不走的》）；是留驻，“将所有的消逝，写进一首诗”（《像词一样坐下》）；是爱，“爱，需要植入仰望星空的力量”（《生有涯》）……我在此看到了宁静，看到了担当，看到了思想的突围，看到了诗的永恒——“不管你爱与不爱，它已属于精神的奖章”。
现场感、难度意识与主体精神
——谈刘波的诗学批评
文/ 卢 桢
刘波是荆门人，起先我并不知道，屡次听他谈起在河北的求学经历以及辗转京冀多地的媒体从业见闻，而每逢遇到从河北过来的诗人，往往也会以“你认不认识刘波”作为聊天开始的话题，便天然觉得刘波大概是荆轲的老乡，身上也会有燕赵豪杰的慷慨之气。他对人实在是发自肺腑的热情、率真，与他相处久了，还会深刻感受到他对文学的虔敬与迷恋?！妒柙驴吩粤醪ㄗ鞴ǚ?，他表示选择诗歌批评作为主业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长期阅读和思考的结果。左手读诗，右手写诗，并将阅读时生发的吉光片羽加以记录，形成他最早的诗歌评论。受业于罗振亚教授门下时，刘波尝试将所学的“硬知识”与自我审美趣味熔铸一炉，专注打磨评论者的主体气质，以有重量感的难度批评为旨归，沉实而稳步地积蓄力量。作为“70后”批评的中坚骨干，刘波近几年在新诗评论领域多点开花，力作频出，凭借在“第三代”诗歌美学、先锋诗人的持续性写作、新世纪诗学精神建构等理论问题上的坚实耕耘，已锻造出专属自身的批评话语，其理论探析和感性评论的关系拿捏也日臻成熟，渐入佳境。
阅读者的现场意识
大部分研究者的学术生长点源自博士论文的写作，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博士论文的方向与水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是否可以在学术之路上走得稳健而长远。刘波的博士论文选题围绕“第三代”诗学展开，作为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的又一次先锋诗潮，“第三代”诗以反崇高、反经典的价值理想和反意象、反优雅的艺术原则，颠覆了前人的思维惯性和抒情传统，并以取代普通物象的事态化意象、个性鲜明的叛逆抒情者形象、轻松幽默的日?；镅浴⑺缮⑽扌虻幕坝镏刃虻纫幌盗刑匦晕晕腋掣?，确立了个性鲜明的诗学特质。其艺术冲击力和诗学张力诱发诸多学者沉浸其中，学术成果也早已多如牛毛，使得后继者“见缝插针”的难度不断增加，既充满诱惑，又遍布“陷阱”，无疑是一柄双刃剑。
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细致梳理，刘波发现学界围绕“第三代”诗歌的研究大都是从纯粹的诗学角度进入，偏于文本细读和整体风格提炼。他则独辟蹊径地将视角切换到对“运动”自身的解析上，从社会、心理、文化等多维角度深入还原诗人们的创作语境，揭示一颗颗“年轻的诗心”在字里行间透射出的困惑与痛感，进而阐明诗人如何通过个性特质殊异的语言，与隐秘而幽深的心灵经验建立联络，并持续关注他们在运动之后的写作变化和精神转型。这种研究思路不再将视角单纯局限在被文学史锁定的历史时段和代表人物身上，而是注意发掘所有与诗相关的文化要素，使“文本”（诗歌语言本体）与“本文”（文学生态环境）统一结合，可谓一次精彩的“再解读”。正如罗振亚先生的评价：“刘波这本论文的长处就是能够紧扣‘第三代’诗人生存时代热情奔放、充满理想主义的特质，将之置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社会学的分析，考察他们的情感与创作心态，还原他们的生活与交往现场，使研究进入了文化批评范畴；尤其注意从多元视角切入‘第三代’诗歌运动的现场，既在非诗学层面描述80年代先锋诗歌的文化形态与内在精神，又在诗学层面对这场诗歌运动的理论寻根溯源，从而彰显了‘第三代’诗歌的文化价值。”
《诗人在他自己的时代》 刘波 著
攻读博士的日子里，刘波经常在闲谈中分享他与杨黎、张小波、朵渔等诗人的交往经历，为我们艳羡不已。对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现场感和参与体会实在是太宝贵了。好的评论者首先是一个好的读者，他面对的不是僵死的文本，还包括文本与其时代之间错综复杂的胶着关系。评论者需要估测诗人究竟在以什么心态写诗，他得尽量站在诗人的立场上潜心默察、秉烛发微，洞察写作者的精神资源，使评论文章变成批评者与文本、读者与作者、外语境与内语境的对话。由此，与作家的交往和对作家创作生活的熟悉，就成为当代文学特别是诗歌研究的重要路径。
基于对“第三代”诗人群体心态和生活状态的了解，刘波找到了自己与诗人们的生命交集。他用诗人的生活史解读诗歌史，从而扬弃了传统文学史那种“以经典文本构建历史”的述史模式。借助他预设的文本旅行，我们得以“亲历”1982年夏天发生在西南师范大学的那次“第三代”诗人的红色之旅，看到了诗人行遍大江南北的文本流浪，也仿若听到了李亚伟们那带有浓重方言的嬉笑怒骂……日常生活诞生了诗意，也张扬了崇尚自由主义的诗歌精神，这样一种建立在生活之上的、带有阅读者温情体验的诗观，既可引领我们迅速走进“第三代”诗歌的本真话语现场，也能让我们更丰富、立体、全面地理解诗人在他们那个时代所表现出的历史知觉力和语言创造力。此类旨在返回话语现场的“诗学”与“非诗学”相生的研究方式，敏锐聚焦在诗人凡俗经验向日常诗性的经验转化，极富质地与现场感。同时，时代话语的转场和诗人写作的转型，呈现出的往往是未完成的“在路上”姿态，这启发刘波反思批评的意义。也许诗歌评论不一定要有一锤定音的结论，恰恰相反，有的时候多留一些疑问，和诗人共同去探讨，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批评态度。这些理念为刘波批评理论的话语建构实现了塑形，他在日后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对诗人生存语境的重视，对诗歌人文精神的关注，对持续性写作的拿捏，都是这一理论思路的延伸和发展。
写作者的难度意识
在《正当“不惑”的“70”后诗歌批评》一文中，张立群描述刘波的批评具有明显的“唯新意识”，肯定他“既侧重当代诗坛的现象透视，又重视优秀诗歌文本的生成与解读，前者可参见其新近专著《当代诗坛‘刀锋’透视》，后者可参见其在《星星诗刊·理论版》主持的‘每月诗歌推荐’专栏”。的确，追文本、重个体，特别关注个体诗学的精神流变，形成了刘波诗学批评的锐利向度。有些批评者认为诗学研究更适宜由个体现象到群体归纳的整合之路，强调“大文章”意识，因而往往重综合论而无暇顾及诗人论和作品论。从高校研究者的生存实际出发，这种研究路数确实也更容易入综合类社科期刊编辑的法眼，然则问题也随之而来。伴随着诗歌数量的猛增，一些论者很容易拣选适合自己预设理论框架的文本，将之简单纳入及物、日常、神性、底层、乡土的论说范畴，只见空洞的理论森林，难以述清具体的文本枝脉。一篇篇自说自话的文章貌似圆润，却回避了实质问题。相较而言，刘波的诗学研究思路则是整体言说与个体跟进同步生长，他尤其善于捕捉那些默默写诗的个体之精神气脉，沿着精神的层面为其美学风格赋形。
罗振亚先生曾忠告诗歌史研究者：“诗歌史不仅要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更要对历史做深度的阐释和反思。这包括哪些内容可以随时代的推移而淡化，哪些必须进一步的凸显，这种历史的取舍和调整就表现着作者的主体的问题意识。”发现不同诗人的语言特质及其经验流变的可能性，揭示个体化诗学的未来发展前景，正是刘波在《当代诗坛“刀锋”透视》中力求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以诗歌的思想性为线索，他选取了前朦胧诗到新世纪诗歌中的十八位诗人，其中不乏食指、北岛、于坚、伊沙等已被文学史家“定论”的写作者，也包括活跃于新世纪的孙磊、朵渔、宇向等注重内在气质打磨的探索者。作者特别凸显了一个个诗学个体在面向时代现场、回归自我内心的“转型”中所遭遇的困境与焦虑，并将如何“在变化中寻找创新之可能”视作“刀锋”的精神内核。例如评论北岛转型后的写作境界时，作者认为他晚近的作品不如早期写作时锐利，但平和的思索中依然怀有对精致记忆的追求，显得更为纯粹；而西川从写作《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到完成《致敬》，在诗学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即从表象的情感宣泄转向深度的哲思；再如沈浩波的近期写作话语从锋利趋于平和，贯穿其写作始终的浪漫主义精神与理性遇合，越发走向智慧之诗……诸种“流变”经验的获得，需要评论家葆有足够的耐心，持续跟进作家的生活与创作，在喧嚣热闹的时代甘于坐“冷板凳”，这既关乎毅力也关乎操守。同时，这些创作主体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更替风格，文本离当下又过于切近，弄不好就容易以偏概全，顾此失彼，影响对“流变”的精准呈现。为此，刘波并没有用流派或群体的定型观念“窄化”诗人，而是将个体视为唯一、特殊的精神存在，沉入坚守孤独的写作者内心深处，把握他们灵动跳跃的精神信息，为其思维意识和语言流变的内在脉络建立影像。
个人化写作风潮的来临，意味着从个体殊相中提取“共性因子”的难度更巨。身处消费时代，趋新求快的浮躁心态使纯粹的精神写作愈发困难，我记得杨黎写过一首《我可不可以用我的诗歌才华换一点美好的生活》，自嘲式的诙谐对话戏拟了在这个时代做一名诗人的苦痛，也昭示出在物质繁华的年代，理想主义的文化英雄已然难寻，诗歌与诗人共同滑入尴尬的处境，而那些不为浮华表象所动，依然在“无用”的诗歌中默默坚守的人，那些忠实于内心经验的潮汐，不为时代主流审美速度所同化的人，正是刘波欣赏并引以为友的同路人。如多多、王小妮、王家新、翟永明、李亚伟等诗人一样，选择与诗同在，是信念的见证，也是这个“速荣”乃至“速朽”时代难得的操守。他们的个人化写作风格尽管殊异，甚至某些理念还存有抵牾，但他们对修辞的实验态度，对内心力量的持续累积，对整体性精神情境的雕琢塑造，都为当代诗歌的精神流变树立起积极、健康、典型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波的“个案研究”是新诗批评从意识形态化到个人诗艺化批评转型的代表，也是其主动疏远消费主义精神的文字担当。一个个诗歌的“个案”，串联起我们这个时代整体的诗歌发展态势：写作者们恢复了基本的感受力，普遍弃置一般层面上的感官抒情，在“困惑”的内驱力下，他们直面时代的现状，将困惑转化为诗意，寻求超越自我的深度，展现出开阔的胸襟、雅致的气量和求真的意志。在刘波看来，这正与他推崇的“难度写作”观念相契合。
作为当前理论界的一个热词，“难度写作”体现在如何采用一种非二元对立的视角，平衡道德承担与美学愉悦之间的关系，这其中隐含着“对自我的超越”和“与时代的衔接”双重层面的问题，它同样也是当代诗学的关键问题之一。“诗歌的难度在于一种适度的复杂性，它是诗人个体与公共话语的某种反差和错位，这样才会出现带着偶然性的诗意。”只有在“难度写作”的观念烛照下，诗人才有可能完成精神突围，其作品才会让读者产生信任感。而缺乏力量，缺乏现实情怀，忽视难度，正是刘波归纳的当下诗歌“去难度”之后产生的“病象”。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此岸”和诗歌的“意义生产”之间建立经验联系，这不但是一个重要的精神命题，而且将决定着这个时代诗歌的意义。《刀锋》一书中对翟永明、余怒、蓝蓝、李亚伟等个体的考察，均将“介入现实”的责任感作为解读其文本诗意的关键词。“真正有力量的诗意，不是靠碎片化的时代幻灭感构成，而是一种结实的体系，它由美感、德行、道义和品质所组建”，正如他对朵渔《细雨》的评价，这首诗“不是由纯粹的浪漫虚构完成的表达，而是长久理解后的精神释放”。诗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永远无法穷尽灵魂与语言之间的表达，语言的有限性，决定了诗人失败的宿命。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刘波曾多次推荐朵渔的那首《今夜，写诗是轻浮的……》。诗人要想名实相符，就必须时刻怀有对周遭环境的洞察力，既能承担现实中的种种痛感，又能在道德良知的督导下进行独立判断，正所谓“以心及物”。而诗评家所关心的，除了技法之外，更在于文字中是否存有一个秉持独立判断及道德良知的精神英雄。能够使刘波产生激赏之情的诗歌，必然是这类既仰望星空，指向未来，又能俯瞰大地，对现实发声的诗歌。从他的诗学关注点入手，我们可以窥见到诗评家自身的理想主义精神，以及文学研究者应有的开放性视阈和历史性眼光。
批评者的主体意识与文体思维
写作《批评生理学》的法国学者蒂博代曾把文学批评形态分为三类，即报刊记者的口头批评、大学教授的职业批评、作家本人的大师批评。刘波早年的媒体从业经历，如今供职于大学的学者身份，以及持续创作的实践使他能够游刃有余地游走在各种批评形态之间，这为他的研究赋予“跨界”与“综合”的充分可能?；蛘咚?，他已经在口头批评、职业批评和作家批评之间，建构起属于自己的一条有效言说通道，发现并彰显了身为批评家应有的主体意识。
早在硕士求学阶段，刘波就表现出对新诗批评“主体意识”的研究兴趣，他着力解析不同代际诗评家的评论风格，如谢冕的启蒙式批评，徐敬亚的消解式批评，耿占春的哲学想象式批评，陈超的生命体验式批评，沈奇的民间理念式批评，唐晓渡的实验式批评，臧棣的学院式批评等，都被纳入其考量的范畴，且评析往往准确精炼，一语切中实质。在纷繁芜杂的理论森林中，他尤其关注批评家如何重建与实现自我的主体性，在心灵世界中发掘自由个体的批评精神，使批评最终回归创造与实践，即“文学批评本身就是一种关于‘人’的创造”?？杉?，刘波理论视域中的良性批评必须要入心、洗心，与批评者自身的灵魂和心灵相通。
在《诗歌批评应该是一种生活批评》《诗歌批评应该面对灵魂》等一系列带有“症候”特质的文章中，刘波为我们勾勒出理想的批评语态。在他看来，那些自说自话、极端技术主义、拒绝及物的表象文字是空洞无味的，甚至正在吞噬着批评的灵魂。很多批评者错置了理论与文本的关系，仿佛文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证明理论逻辑的合理有效。好的批评，应该向日常生活与生命乃至终极价值靠拢，并要让人感受到感性与理性激情对接的锋芒，它需要批评家们“更富原创精神和挖掘再造的能力”，而“想象力的深度发挥，语言的准确表达，都应该被纳入到诗歌批评的核心理念中”。所谓想象力，主要包含着语言和理论两个层面，它们如同评论家的双翼，导引其灵魂步入自由之境?？上?，在当前的学术生态下，往往是单向度的理论之音震耳欲聋，而批评者的声音却日渐式微，甚至完全消弭在扒皮拆骨式的“细读”之中。很多批评者尚未摆脱西方话语的影响焦虑，既无法完整、精准地触及理论精髓，也无法将其潜移默化地融入当下的批评语境，其论说因为缺乏论家自身“心魂”的参与，往往显得空洞而乏味，偏执而狭窄，更奢谈对诗人创作能够起到任何引领。作为一名批评家，确立自己在这个文学时代和话语现场中的位置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尽可能守护心灵的真实和灵魂的自由，从“有心”的读者过渡到“入心”的批评者，关注写作者如何将现实关怀经语言中介转化为文学想象，这大概是刘波为自己定下的批评原则。他近些年的写作不乏深睿标举的文本细读，不过又非英美新批评那种唯文本论，全然不考虑作者因素和文化语境，而是有节制地利用理论资源，尽力做到宽窄、多少得当，同时不避讳表达对批评对象的主观判断和审美感受，这正与印象主义批评的某些观念相通。他大概认同马蒙泰尔言及的“只有感情才能判断感情”，因为冰冷的“零度”批评早已在他这里融化为浸润体温的“温度”感悟。他所评价的文本，必然是能够引起他心弦震动的，能够激发批评者去寻找人性与心性相统一的文字，而灵动与沉稳的平衡点，则是他对内心的忠诚。如贺绍俊说过的：“当代文学就不完全是对‘他者’的研究，而应该是一种对‘自我’的研究。研究者应该在研究对象中看到自我的影子，如果研究者看不到自我的影子，那只能说明他的研究没有抓住当代文学的根本。”
读刘波的批评文章，可以清晰把握到论者的公共知识分子情怀，如他评价朵渔已将所学知识转化为“一种审视社会、时代与自我的能力”，能够“遵从内心自由的召唤”。诗人的诗性正义与自我警醒，暗合了论者自身的诗歌经验和历史感受，借助主体意识的参与，诗歌批评也生发出创造力和延展性。当面对诗人或小说家的整体写作时，刘波多采用直白的语言去描述其优势和缺陷，评判文本的美感和不足，因其所言所语均来自内心本源的冲动和判断，贯穿着诚与真，且不仅有解构之思，而且富含建构之力，击中要害的同时不忘给予理解和同情，并提供及物可行的“治疗方案”，因此即使是纯粹的批评，往往也令人心悦诚服，坦然接受。
耿占春曾说“批评是一种别样的写作”，它需要文体意识的参与，刘波也多次在文章中提及文体意识之于诗歌批评的重要性。他熟稔现代诗学理论和新批评的技法，却不愿轻下断语，衡量短长，裁定是非，转而采用平实温和、清逸洒脱的笔法，表述自由且具有很强的趣味性，使学术文章变得生动好读，不断抵达波德莱尔言及的那种“既有趣又有诗意”的批评空间。语体和思想风格统一，想象力与逻辑能力并举，达到一种成熟的平衡，从而契合了他有文气，有自我，有情怀，有担当的批评观。经过多年的沉思积淀，刘波已经找到了符合自己精神气质和艺术感觉的语言，这种熔铸真感受与纯性情的语体风格，大概关涉到他对批评家的角色定位。他认为批评家绝非文学的拯救者，不宜凌驾在文本和诗人之上，他应该学会重新做一名读者，设身处地去体会写作者心中带有失败感的骄傲，像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中所阐述的那样，将诗歌精神化为向存在和语言的冒险与突围。从《“第三代”诗歌研究》《当代诗坛“刀锋”透视》到《文学的回声》《诗人在他自己的时代》，再到他2017年推出的《重绘诗歌的精神光谱》，每一部专著的问世，都昭示出刘波在诗学研究上的坚守与勤奋。他对汉语表达之美的虔心挖掘，对诗歌自由精神的理想主义守望，本身就是当前乃至未来文学精神的支撑点与生长点。（原刊于《南方文坛》2017年第4期）
阅读延展——
刘波：战争后遗症与恐惧的权利
刘波读诗（6首）
刘波：《重绘诗歌的精神光谱》出版
刘波：宜昌诗歌对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的作用研究
刘波：《诗人在他自己的时代》出版
刘波：辽阔之心与内省之诗——影白诗歌论
刘波：爱如何抵达诗性之境——论毛子近年的诗歌写作
刘波：在缓慢行进中寻找诗歌的调门——彭君昶诗歌论
文/图：刘波 编辑：冯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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