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2019-10-31 来源：市作协 共有网友喜欢
袁在平 龚兴华：《三峡史海钩沉录》
近日，宜昌资深地域文化学者袁在平、三峡大学历史教授龚兴华伉俪所著《三峡史海钩沉》一书，由长江出版社出版。全书由数10篇论文和专著《宜昌古近现代文化志略》组成，分为地理文化、战争文化、宗教文化、文学艺术、石刻文化五类，还涉及政治经济。
该书“内容广博，衡文论史。论文以课题专一、识见超卓取胜；专著以史料翔实、论述全面见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填补了从多方位、多层面研究、论述三峡宜昌历史文化特点个人著述的空白。”（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熊礼汇）
《三峡史海钩沉》 袁在平 龚兴华/著
袁在平、龚兴华伉俪认真审订书中文字
在平、兴华贤伉俪好！大著快递福州收到，喜不自禁。洋洋70万言，是二位半生心血的生命交响，三峡宜昌文化史引以为傲的岁月喜帖。
史海勾沉，如珠似玉；衡文论史，蔚为大观。宜昌探源，先贤觅踪；文化志略，读史札记……几乎涵盖了三峡宜昌古今历史的方方面面，是地道的文史大视角，大扫描，大覆盖，大解读。
此前读过二位不少力作，感觉史料珍贵，论点出新；扎实平易，文如其人；每读必有所得。今年四月，我在“三游洞命名1200周年纪念”讲座中，特地引用了先生三游洞中音乐碑刻的大作，惊讶于先生博闻强志、勾沉索隐的功力……二位坚守”史耻伪制“、”文忌无物“的自律；坚持”人以德韾，文以学富“的信奉。乃文史工作者至可宝贵的品格。
“文似看山不喜平，在平本色是诗人。“曾在不同时间场合，对这位结识达半个多世纪的老乡、同怀夸赞。其实，又何只于写诗，发言、聊天、著文，总那么兴致勃勃，激情似火；平日里则涥厚谦和，为人本色；我老伴见他，直呼他“秀才”；我则戏称他和大学同窗为“武大郎”。兴华与我老伴同事几十年，感觉她总那么朴实平易，谦虚有加，让人想到“真水无香”、“深水静流”这样的语句。更有他们的爱女、才女、加美女的博士、硕导袁瑾，出蓝胜蓝，是来势正旺、大有所为的扛鼎接班人。
宜昌文化界近年来势头，是连续的“大年“。正是因为有了如袁在平、龚兴华、周德富、王作栋、张永久、冯汉斌、杨世灿、李明义、傅世金们的辛勤开掘，默默奉献，因而加重了宜昌的份量，唤醒了文化的价值与尊严，让宜昌变得更可爱，更“文”化，成为真正的宜爱之地，昌文之城！
身在异乡，无缘与会，遥祝二位贤伉俪老骥伏枥，身笔两健，为三峡宜昌的文化事业续作贡献，再创佳绩。
八旬符号2019.10.29祝福于福州
?。ㄗ髡呦抵游募?、湖北省杂文学会原副会长，宜昌市杂文学会原会长，市炎黄文化研究会顾问）
佳作选登（三篇）——
宜昌宗教
袁在平
宜昌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在宜昌传播最早、影响最大的是佛教；其次是道教，而道教的最大影响则在民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77年，宜昌对外开埠,外国列强进入宜昌。从此，西方天主教、基督教在宜昌便以强势传播、蔓延，影响面极深、极广；并在某种程度上，使宜昌的宗教带上了殖民主义色彩。
一、佛教
有史可鉴的宜昌最早的佛寺，是宜昌城区的兴福寺，建于汉代。这就是印度佛教传入宜昌之始。自唐、宋以来至民国年间，宜昌境内寺庙繁多。据民国二十五年《宜昌县志》统计，宜昌城及周边地区尚存、或尚有遗址的佛教大小寺庙达189座（包括佛、道兼容之寺庙）；其中，城区寺庙28座。城区影响较大的佛教寺院有东山寺、普济寺、慈云寺、灵泉寺（位于石门洞）、古佛寺、居士林。东山寺始建于唐代，位于宜昌城区东山，居高四望，宏丽壮观，历代香火旺盛。普济寺、慈云寺建于明代。普济寺常住僧六七十人，香火兴旺，一度为宜昌城区的著名丛林。古佛寺、居士林均建于民国年间。居士林创建时，有林员200余人；林内建有大悲塔、放生池，香火极盛时，前往修行的佛教信徒达1000余人。
宜昌各县佛教也十分盛行。据统计，枝江全县曾有佛教大小寺庙111处，至1949年尚存寺庙69座，僧尼711人；长阳县有?？煽嫉姆鸾趟旅?7座，至1949年尚存完好的寺院7座，有僧尼约200人。自汉代至民国年间，当阳大小佛教寺庙之多已难以统计；1949年，尚存、颇具规模的佛教寺庙14座。1949年，宜都有佛教寺庙庵129座，其中较大的寺庙20座。隋唐以来，远安有佛教寺、庙、庵40余处，至民国初年仍有30余处。民国初年，秭归有佛教寺庵21处。
宜昌尚有一批在历史上颇有地位和影响的著名佛寺。如当阳玉泉寺、三星寺（位于河溶，为唐代天文学家一行和尚所创建），枝江江口弥陀寺，远安鹿苑寺等。
当阳玉泉寺是中国的佛教圣地之一，为隋代高僧智顗于开皇十二年（592）创建，是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天台宗祖庭之一；又是唐代高僧神秀所开创的禅宗北派的祖庭。唐、宋、明、清时期，是玉泉寺的鼎盛期。这里高僧云集。隋唐，有智顗、灌顶，有大唐国师神秀、恒景，有一行、普寂；宋代有慕容、务本；明代有无迹。在唐代，玉泉寺另拥有著名别院度门寺、大通禅寺。时，玉泉寺常住僧达1000余人，集会达3000余众。其与天台国清寺、摄山（今南京）栖霞寺、山东灵岩寺并称为“域中四绝”。北宋时“为楼者九，为殿者十八，僧舍三千七百，星环云绕”，被誉为“荆楚丛林之冠”。清代，号称为“八堂十三家”，常住僧达800余人。建国后，当阳玉泉寺及北宋玉泉寺如来舍利铁塔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枝江江口弥陀寺，创建于唐代。民国年间，枝江县佛教协会重建弥陀寺，占地11000平方米，寺院建筑宏伟壮观，纳四方弟子五六百人，是唐、宋以来鄂西著名佛教丛林之一。
宜昌佛教的佛事活动以寺庙为单位开展。有日常佛事活动，即课、晚课和戒诵；节日佛事活动，有六月道场、佛与菩萨圣诞、成道日法会；专门佛事活动，即修建寺庙、雕塑佛像、传戒受戒、讲经说法以及念谱佛、放焰口等。
1912年4月，宜昌佛教会成立；1936年，该会进行了重组，有会员200余人。枝江、宜都，均曾建立有佛教会等组织。
1940年6月，日军侵占宜昌后，从城区到被占领诸县境，佛教寺院几乎无一未遭劫难。是年旧历7月16日，当阳玉泉寺25名僧俗惨遭日寇枪杀，寺藏珍贵文物遭洗劫，寺院被焚烧；幸存者大都离散。城区东山寺、普济寺、慈云寺等寺庙均被日寇飞机炸为平地。枝江沦陷后，弥陀寺被日寇辟为兵营、马厩，殿内工艺、法相法器、500罗汉等全被摧毁殆尽?？拐绞だ?，宜昌各地的佛教活动逐渐得以恢复；所有著名佛寺如当阳玉泉寺、远安鹿苑寺、枝江弥陀寺等，均举行了悼念抗日阵亡将士及声讨日寇灭佛罪行的水陆法会；枝江弥陀寺的法会尤为隆重，参加法会的弟子500余人，信徒数以千计。
二、道教
道教是一种在宜昌城区，特别在宜昌各县广大民间，传播很广、影响深远的宗教。宜昌道教兴起于汉代，宜昌城区便有建于汉代的道观紫云宫。道士分全真、正一两派。全真派栖止道观，不婚配、禁荤食，俗称“出家道士”或“道人”；以“真功”、“真行”为修炼宗旨。正一派不忌荤，可娶妻，不讲求内功修炼，意在外出施法、开坛、收徒；一般不出家，俗称“在家道士”。宜昌境以正一派道士居多，邑人、乡民多崇信之，故在宜昌城区及各县广大乡镇民间，道士法事繁忙、香火兴旺。
据民国《宜昌县志》统计，旧宜昌城及周边地区（即旧宜昌县境），有道教观庙33座。长阳、五峰、宜都、枝江、当阳、远安、兴山、秭归等县均是道教盛行的地区。长阳全县，截止1949年，尚保存及有?？煽嫉牡拦鄞?0余处；其中，县内道教活动中心尚有鸭子口区天柱山祖师庙、磨市区石柱观、贺家坪区云台观、都镇湾区三清观等。据统计，至1949年，远安尚存道观28座，当阳道庙观14座，枝江11座，秭归12座。
宜昌著名的道观有远安鸣凤山，长阳天柱山祖师庙及石柱观，宜都凉山金顶庙，当阳紫盖寺，秭归流来观等。
远安鸣凤山是鄂西最大的道教圣地之一。鸣凤山，海拔402米，丹霞地貌，巍峨、峻拔，山势陡峭。有3条神道从山脚通达山顶。其中，南北两条神道系在陡峭的丹岩上各凿成的石梯路；南路石阶988级，北路石阶1788级。有“小华山”之称。道观所在主峰，有“头天门”、“二天门”、“朝天门”、“南天门”。神道沿途有“灵官殿”、“蚕神洞”、“清风亭”、“醉仙台”、“明月阁”、“聚仙台”、“炼丹台”、“西天池”、“香水池”、“莲花池”、“太乙关”、“南岩宫”、“太阳宫”、“凤鸣楼”等古迹名胜。
鸣凤山道观，始建于南朝梁武帝时（约502年至549年），今有“紫皇宝殿”匾额上记有梁武帝年号为证；已有1500余年历史。后经历代扩建；至清咸丰十年（1860），募捐重修。依山次第，计三层（建筑）五殿。主体建筑为真武大殿（又名“紫皇宝殿”），即正殿，位于主峰巅，计五层、高十余丈，建筑面积180平方丈。真武祖师和玉皇大帝的金身塑像端坐在殿中央；800灵官金身塑像端列于两旁。殿中供法鼓一面，直经6尺，鼓面绘八卦太极图，鼓响如雷，方园10里可闻其声。殿顶由各地香客所捐赠2000余块青铜瓦所盖成；屋脊正中镶嵌斗大玉珠一颗。另四殿为雷公殿（元鹤楼）、观音殿（长春楼）、父母殿、王爷殿。另有文帝庙、玉皇阁、三清观、关帝庙等主要建筑。
鸣凤山道观，属武当山全真教子孙观，由武当山龙门派在此主教。道人及信徒以全真教斋醮科仪在此进行修炼，以老子的《五千文》、《玉皇经》、《清静经》为主要诵经。唐、清两代，为鸣凤山道教的最兴盛时期。在历史上，向有“远朝武当，近朝鸣凤”之说。自清代道光年间至建国前夕，荆州、沙市、沔阳、宜昌、襄阳、恩施以及河南、湖南等地的信徒前来朝拜者络绎不绝。特别是在上香时节，山上有30余名道人在此轮流住教，仆人达200余人；每天接待香客达1000余人，多则5000余人。
长阳天柱山祖师庙，系鄂西南著名的道教圣地。始建于唐代，已有1300余年历史。清同治年间，当地绅士刘铭及宜昌员外郎黄泰来募巨资，仿鄂西北均县武当山道观修建九大宫观：即地母宫、玉帝宫、灵官殿、玉皇亭、玉虚宫、南岩宫、皇经宫、孟兰祠、忠恕门。供神像200余尊。有“中武当”之称。天柱山，海拔1445米，峰险岭峻。一条人工筑成的3000余级的石阶道，蜿蜒曲折、忽隐忽现，从山脚直达山顶。天柱山祖师庙香火的鼎盛兴旺时期，是明、清及民国时期；前来朝拜的湘、鄂、川、黔的香客，终年络绎不绝。1943年，日寇犯境，道观被毁；抗战胜利后，募巨资修复。
三、天主教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耶稣教三大宗派。而耶稣教，又俗称“基督教”。宜昌有天主教、基督教两种。
清康熙四十年（1702），法国传教士约翰抵达夷陵传教，此为天主教在宜昌传教之始。同治九年（1870），湖北天主教被划为鄂东、鄂西南、鄂北3个教区，宜昌属于鄂西南教区。光绪三年（1877），宜昌对外开埠，天主教教士蜂拥而至。光绪六年（1880），鄂西南教区主教、意大利籍董文芳派副主教田大兴在宜昌滨江路、乐善街（今自立路）等处修建教堂。光绪九年（1883），乐善街天主堂、滨江路圣母堂等落成；主教董文芳、比利时籍神父祁栋梁从荆州迁至宜昌。至此，宜昌成了天主教实际上的鄂西南传教中心。光绪十五年（1889），天主教玛利亚方济名传教会（俗称白衣修女会）派修女来宜昌于二马路设会，开办圣母堂修道院。光绪十七年（1891），“宜昌教案”发生；圣母堂要筹办一所收容20名孤儿的孤儿所，教会中人员将小溪塔一名叫游腊枝的六七岁女孩诱骗、威逼到手后，先藏匿于一教堂，后藏匿于圣母堂内。女孩家长与教会及圣母堂交涉，要求交还女孩，却遭否认、拒绝。最终家长及民众于圣母堂内找出了女孩，还查找出了被教堂残害的数名幼儿。愤怒的民众围攻并烧毁了天主教堂及圣母堂。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民众实行了镇压，并向天主教赔偿白银175771两。天主教堂被焚烧后，教会于次年（1892）用赔款扩建和重建该天主堂及滨江路住宅，于江南十里红修建天主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下铁路坝（九码头原宜昌医专所在处）修建圣母堂女修道院及医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新圣母堂修道院落成。
1924年，鄂西南教区更名为宜昌教区；主教府由荆州迁至宜昌，主教座堂设于今自立路天主堂。1933年，因教徒日增，自立路主教座堂实施大规模重建，改建成具有罗马建筑风格的钢筋水泥结构大堂，建筑面积达2681平方米。该教堂是宜昌教区的中心所在，是湖北最大的教堂之一，所辖范围达17个县，信徒约3万人。
至民国年间，天主教于宜昌城区及周边地区有主教堂1座，分堂5座，圣母堂1座；办有学校4所（其中包括1所大学）、医院1座、孤儿所1个。计教徒1872人。
天主教以强势对宜昌各县进行了渗透，并无一县遗漏。清康熙、雍正年间，已有天主教徒于长阳担子山（今赵家堰乡境）定居。道光二十七年（1847），担子山堂口正式建立。光绪二十八年(1902),仿意大利教堂式建筑的石磙埫(由担子山堂口改名)天主堂落成。该堂口自1924年后，一度成为宜昌教区活动中心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此地系日寇非占领区），该堂口拥有境内外教徒1280人。天主教传入宜昌后，便迅速传入了枝江县城（今宜都枝城镇）、峰山岗、横店子等地。1910年，在峰山岗建起了枝江第一座天主教堂，历任神甫 8 人，有教徒171人；建立有“圣方济名会”、“公权进行会”等外国参会组织。后又在县城建成天主教堂一所，成为天主教徒活动中心。1911年，相继在江口、董市、洋溪、横子店等地修建了天主堂，有教徒47人，归峰山岗天主堂领导。一些青少年争相入教。至解放前夕，枝江全县有天主教堂6所，教会学校、医务所各1所，3个修会组织，有教徒321人。
至1949年，当阳县城玉阳天主教本堂已发展分会达15个，几乎遍及全县所有乡镇，教徒近1000人。宜都陆城，五峰龙潭坪、升子坪、仁和坪、清水湾，远安鸣凤镇，兴山建阳坪等地，均建有天主教堂。据不完全统计，迄止1949年，宜都有天主教徒约500人，秭归先后发展教徒137人，远安曾有教徒30人。这些县境内的天主教大都办有学校，主要教科书则是《圣经》。
宜昌的天主教教内有“十诫”、“四规”及7件圣事。7件圣事是：圣洗、坚振、告解、圣体、终傅、神品和婚配。每年大节日有4个：耶稣圣诞、耶稣复活、圣体降临、圣母升天。
四、基督教
自清光绪三年（1877）宜昌对外开埠后，基督教（耶稣教）英国长老会、内地会，美国圣公会、福音道路德会，瑞典行道会等，相继来宜昌设堂传教。这些教会在宜昌普遍建立了教区，随后到周边地区及宜昌各县、主要是平原地区县境传教。
苏格兰长老会在宜势力较大。1930年，该会在宜昌城南门后街建起了富丽宏伟的教堂——灵生堂，可容千余人，信徒达500余人；每做礼拜，听道学生、护士、居民千余人以上。城区的传教场所发展到4所：即献福路福音堂，西坝福音堂、灵友堂及南门后街灵生堂。此后，又在宜都、枝江、当阳、远安、松滋等县及董市、江口、淯溪、龙泉铺、双莲等地设立分堂，组成宜昌区会。1923年，基督教在远安先后建有礼拜场、福音堂；迄止解放时，发展教徒108人。长老会在枝江董市建福音堂一所，教徒30余人?；浇谈髋煞直鹪谝硕悸匠墙ㄓ懈Ｒ籼谩⒘樯?、真耶稣圣堂；在枝城镇办有福音堂、洋溪办有布道所。瑞典行道会于光绪十六年（1890）便已在宜昌传教，光绪二十二年（1895）在宜昌修建一所礼拜堂；但其真正的发展是在民国年间。该会于1932年在宜昌北正街修建了福音讲堂及牧师住宅，并逐渐向当阳、枝江等地发展，先后于河溶、慈化、双忠祠、江口等地设立分堂和聚会所，组成中华行道会“宜昌区会”。
基督教在宜昌办有教育、医疗及慈善救济事业。首先在宜昌城区：光绪四年（1878），长老会先后在宜昌城区开办了多个识字班，这是基督教在宜昌办教育之始。此后在识字班的基础上办了一所德育小学。光绪十一年（1885），英籍牧师丁慰灵办起了一所华英中学。光绪二十三年（1879），长老会传教士穆秉谦、范迪凯在宜昌创办了一所哀欧拿女子中学，光绪二十六年（1900），美国福音道路德会教士欧亚伯在宜昌办起了一所圣灵女校及一所美华书院；后又在美华书院内设了一所师范及慈幼小学，专收穷苦儿童读书习艺。该会于1947年在宜昌中山路又办起了一所路德小学，开4个班，让更多的儿童入学。1920年，瑞典行道会在宜昌北门开设了一所务本小学；1949年，该小学校长刘本宽招收学生156人，多为平民子女。其次在平原地区各县：英国长老会在枝江董市办有初级小学一所；1921年在江口创办“真理小学”一所，教徒晏子为任校长，有学生100余人。1919年瑞典行道会在江口开办“行道小学”一所。宜都陆城福音堂牧师雷福安与宜都名医卢敏斋结合，创办了“宜都万国红十字会”及所属医院。1935年，宜都、枝江发大水，红十字会组织商办的沙（市）宜（昌）轮船公司“荆江”号小火轮往返于茶店与陆城之间，抢救灾民，搬运物资；后又在教徒和商户中募捐物资，前往百里洲救灾。
民国年间，宜昌城及周边地区计基督教会5个，教堂12所，教徒3000人。
基督教在宜昌办的圣事有5件：即洗礼、圣餐、婚礼、殡葬和圣职。最常举行的是礼拜，一般每周星期日举行一次，多由牧师主领。最主要的节日是“复活节”和“圣诞节”。
五、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自清咸丰五年（1860），随着回族人口迁入宜昌而传入；分布于宜昌城区及枝江、宜都等县境。宜昌城区穆斯林（即教徒）除回族人外，另有维吾尔族30人，哈萨克族5人。该教独认一主，不拜偶像。敬奉的经典是《古兰经》；规定念清真言、礼拜、斋戒、纳天课、朝觐为教徒必遵的“功课”。主要节日有“开斋节”、“古尔邦节”及“圣纪”。
宜昌城区有清真寺两座：1、天后宫清真寺。初建于清顺治年间（1644—1661），位于天后宫巷尔雅台侧，占地2823平方米。于清代曾三次扩建大修，使得古寺庭院楼角琉璃摩天、金碧辉煌。2、肖家巷清真寺。该寺于1926年建成，占地1000平方米。城区伊斯兰教自从兴起，宗教活动便持续不断。规模大至百余人礼会，小至数人礼拜或把斋，活动场所是清真寺。每座清真寺都聘请一位伊斯兰教学者担任伊玛目（俗称大阿訇），主持本寺宗教事宜，讲授《古兰经》，传播教义。
宜昌城区两座清真寺，于1940年，全都毁于日寇的飞机轰炸中。1946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宜昌支会向中国善后救济总署争取到部分“救济物质”，散发给苦难回民。
枝江江口亦建有清真寺。清咸丰年间（1851—1861），清军鲍超部队中部分回族军士于豫南落籍后，因连年欠收、为苛税所逼而自汉水南下抵枝江江口落籍。他们筹巨资在江口镇修建了一座占地3000平方米、宏伟壮观的清真寺。江口清真古寺，是枝江唯一的伊斯兰教区，有教徒350人；也是鄂西最大的伊斯兰教寺院。
宜都伊斯兰教于清末由艾、马两家回民传入。民国初年陆续从山西、陕西、宁夏迁入20余户回民在陆城落籍。在陆城购得民房一栋，立清真寺，开展“主麻日”（星期五）聚礼、三大节日（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等会礼活动及人生（生日、婚配、殡葬）礼仪活动。1940年，宜都沦陷，教徒逃散，活动终止。
宜昌府城垣图
古城宜昌的变迁及其经济社会的发展
袁在平 龚兴华
一
三峡古城宜昌，历有“夷陵”、“西陵”、“东湖”等之称，是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名城。夷陵城名，由来久远，众说纷纭。“夷陵”二字，最早见于《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8月版）?！妒芳?middot;楚世家》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史记》此记载释文《索隐》曰：“夷陵，陵名，后为县，属南郡。”《史记·六国年表第三》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拔我郢，烧夷陵，王亡走陈（今河南淮阳）。”《史记·六国年表第三》又载：“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白起击楚，拔郢，更东至竟陵（今天门），以为南郡。”《史记·白起传》载：“其（白起）明年（前278）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今天门）。”《史记》中这些记载均明确说明，白起“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中的“夷陵”一词，乃楚先王墓名，而并非城镇名。然而，有人据《史记》中的关于“夷陵”的记载，便认定“夷陵”是城名、是位于长江三峡东口的“夷陵城”。并说，“夷陵”作为城镇名，始于战国时期等。此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史记》中的另两段记载，则以反证法证明，白起所烧的“夷陵”，是烧的名“夷陵”的楚王墓，而绝非是古夷陵城?！妒芳?middot;秦本纪第五》载：“（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又载：“（秦昭襄王）三十年（前277），蜀守若伐楚，取（楚之）巫郡，及（楚之）江南（指与巫郡相对应的江南岸）为黔中郡。”这两段记载清楚地告诉我们：秦灭楚所实施的是多路大军分别进攻楚国。其一路由白起率大军，从北向南于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直取郢都，然后东向取竟陵（今天门），“以为南郡”。其另一路由蜀守张若于秦昭襄王三十年（前277）率大军，由西蜀向东，“?。ǔ┪卓ぜ埃ǔ┙ǔそ┠衔锌?rdquo;。注意：张若进兵巫郡，要比白起攻郢都晚一年。即说，在白起攻占楚之郢都的当年（前278），包括了后称之为古“夷陵”的所在地楚之巫郡及江南，尚属楚地；楚之巫郡及江南，不是由白起攻占的，而是由张若于次年（前277）率大军由西蜀向东，所攻取的。《史记》该处《正义》曰：“《括地志》云：郢城（纪南城）在荆州江陵县东北六里，楚平王筑都之地也。”又《正义》曰：“《华阳国志》：张若为蜀中郡守?！独ǖ刂尽吩疲何卓ぴ谫缰荻倮铩?rdquo;巫郡郡治在夔州东一百里；而其郡疆域则包括了以后称之“夷陵”城的所在地域。更明白说：以后称之为“夷陵”城的所在地，时属楚之巫郡境。这便是古夷陵又有“巫县”之称的由来。这些记载均充分说明，白起攻取郢都后是东进，而不是西进；故其“烧夷陵（城）”之事，是根本不存在的。清代一位叫吴省钦的官员，曾于夷陵写下《白起烧彝（夷）陵辨》一文（载《宜昌府志》）。该文正是依据《史记·秦本纪第五》及《史记·白起传》等的有关记载，而认定曰：“（白起）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今天门）。”又曰：“（白起）拔郢时，巫与黔中尚为楚守；后一年（前277），而张若伐取之。”其结论是：白起军未到以后称之“夷陵”城的所在地，其所烧的不是“夷陵（城）”。无疑，吴省钦的观点是对的。
事实上，秦汉时，作为郡县行政城镇名的“夷陵”，方见于诸史籍；并于此后的历史长河中，古夷陵城屡为郡县治所。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曰：夷陵，“故楚西陵邑也……秦置夷陵县。”由此看，夷陵城的前身是西陵；作为城镇名“西陵”之称，是早于“夷陵”的?！逗菏?middot;地理志》载：夷陵“都尉治”，这说明在汉代，统治者已视夷陵为军事重镇而设官置将。东汉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得荆州南郡后，于夷陵置临江郡和临江县，此乃古夷陵置郡之始。临江郡治、县治，位于今伍家岗区临江坪。清同治《东湖县志》载：“建安十五年（210），蜀汉（刘备）改（临江郡）为宜都（郡），领四县。”这四县便是宜都（原夷陵）、秭归、枝江、夷道（今宜都）。东吴黄武元年（222），改宜都郡（原夷陵）为西陵郡，亦称宜都。晋太康年间（280—289），恢复夷陵县之称。东晋时，宜都郡领夷陵、夷道、佷山（今长阳）、宜昌四县；自此，“宜昌”二字作为县城名始见于典籍。不过，当时的宜昌县规模很小。《水经注疏·江水二》载：“江水又东，径宜昌县北。守敬按：晋末置宜昌县，属宜都郡，宋齐因之，梁徙废。”《大清一统志》载：宜昌，“晋置县，（南北朝）宋齐因之”，“分夷道、佷山（今长阳）所立也”；“县治江之南岸（即西陵峡中南岸），北枕大江，与夷陵对界”。清同治《东湖县志》曰：宜昌县在“今黄牛峡以上，黑崖子以下”?！端⑹?middot;江水二》曰：晋之宜昌在流头滩之下、黄牛峡狼尾滩之上（均于西陵峡内）。此“宜昌”之名，使用时间不长。宋齐以降，随着封建王朝的更替，州郡县频频更异其制，夷陵或州改县，或县入州，或称路、府，城名亦宜州、拓州、峡州、硖州、夷陵州等，变换不已。清顺治五年（1648），改夷陵州为彝陵州，改夷陵县为彝陵县。清雍正十三年（1735），彝陵州升为宜昌府，改彝陵县为东湖县，并为宜昌府治所；“宜昌”一名旋又使用。民国初年废府置县，改东湖县为宜昌县。自此，古“夷陵”终被“宜昌”取而代之，作为城镇名固定下来，并沿用至今。
二
宜昌古城，在历史上多次迁徙，其城址众说纷纭。据《大清一统志》载，其说“有四”，笔者摘其二三。该《一统志》曰：治所“一在东湖县西北下牢戍，隋以前故城也。唐书地理志：峡州本治下牢戍，贞观九年（635）徙治步阐垒。州志：下牢溪上有旧城，或曰刘封城，即旧州治。一在东湖县西北石鼻山（今石牌山）。宋史地理志：硖（峡）州，建炎中（1128—1130）移治石鼻山；绍兴五年（1135）复旧。……硖（峡）州，端平元年（1234）徙治于江南。元史地理志：硖（峡）州路夷陵，宋末随州迁治不常，归附（指归附元朝）后，复归江北旧治。按：今州治即唐（之）州治”。
综上所述，夷陵古城于“隋以前”在下牢溪；但“前”到什么年代，则需进一步考证。唐贞观九年迁至于步阐垒。步阐垒又在何处呢？一曰在南津关下江中岛屿——郭洲坝（即今葛洲坝所在处）。于此，《大清一统志》载：“步阐垒，即东湖（即夷陵）县治，亦称步阐故城。水经注：郭洲（指葛洲坝）上有步阐故城。方圆称洲，周回略满，古城洲上，城周五里。吴西陵（都）督步骘所筑。孙浩凤凰元年（272），骘息（意死），阐复为西陵（都）督，据此城降晋。唐书地理志：硖（峡）州，贞观九年（从下牢戍）徙治步阐垒。”分析《大清一统志》的观点，它认为步阐故城在江中郭洲岛（即以后称呼的葛洲坝）上；直至当代，也依然有人持此观点。二曰：步阐垒在明清时期夷陵古城所在处?！端⑹?middot;江水二》载：“江水出峡，东南流，径故城洲。洲附北岸，洲头曰‘郭洲’，长二里，广一里?；嵴臧矗骸叮ù笄澹┮煌持尽饭拊诙囟比铮唇窀鹬薨哟υ鹬薨拥海枪殴抟?。古郭洲为今东湖县治。”又曰：“（郭洲）上有步阐故城，方圆成洲，周回略满。会贞按：《唐志》峡州，贞观九年徙治步阐垒?！叮ù笄澹┮煌持尽凡讲菀喑撇讲食牵唇穸刂?。”《水经注》及《水经注疏》熊会贞之关于古郭洲的地理位置说得十分清楚：“（郭）洲附北岸”，即说该“洲”是与北岸连成一片的，而绝非江中岛；古郭洲上，“有步阐故城”，“步阐垒亦称步阐故城，即今东湖县治（之所在地）”。当代地方学者刘开美根据《水经注疏》的有关记载及当代地质学家唐贵智所著《长江三峡地区新构造、地质灾害和第四纪冰川作用与三峡形成图集》（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4月版）的相关考察与论证，而认为“步阐垒位于樵湖岭一线以西、今市一中（西陵二路）以北至三江大桥以南之间的范围内”（《夷陵古城变迁中的步阐垒考》，载《三峡文化》2008年第2期第40页）。显然，《水经注》、《水经注疏》及刘开美的观点，是较有说服力的。三曰：笔者认为步阐故城位于江中岛——即所谓“郭洲”（原江心葛洲坝岛）上的说法，是显然不能成立的。古人岂会将一座军事城池、乃至以后又作州县治治所用的步阐故城建于一个江中狭窄的孤岛上之理呢？这不论是从军事防御还是从州治县治的功能作用上论，均是说不通的。笔者又据《水经注疏·江水二》“洲附北岸”、“（郭洲）上有步阐故城”及熊会贞的步阐故城即“今东湖县治”的记载认为，步阐故城的准确地理位置，应在自明清以来直至现在也依然称之的今宜昌老城区的北门（今宜昌市一中地段）以南、东门（今宜昌市二医院至欧阳修公园地段）以西、南门（今解放路时代广场附近的南正街一带）以北之间，这便是自明清以来的古夷陵（后称东湖）城的所在地，也是步阐故城的所在处。而与东门相对应的西面，则又有长江作天然屏障，故古夷陵城无“西（城）门”之称。
步阐故城始建于三国时期；自唐贞观九年起直至南宋建炎中及至元朝建立后，步阐故城始终是夷陵州、县治所。南宋朝廷是一个奸臣当道、风雨飘摇、腐败无能的政府。北宋灭亡后，宋高宗将都城从汴州（开封）迁到了南方风景秀丽的临安（即杭州）。古人（林升）当时有一首《题临安邸》诗讽刺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元军大军压境，南宋朝廷风雨飘摇，夷陵州治、县治自然也飘忽不定。故元史曰：峡州路夷陵，宋末“迁治不常”。建炎中“移治石鼻山”。石鼻山，“在东湖县西北三十里，一名石簰山”（《大清一统志》），即西陵峡中石簰（今称石牌，抗战时期保卫重庆的著名要塞）。此地山峻水险，易守难攻。显然，迁治于此，当官者是为着保命。“绍兴五年（1135）复旧（即迁回步阐故城）”；南宋端平元年（1234）又“迁治至江南陆抗故城（陆抗城不在江南，而应在江北——笔者）”。陆抗城“在县东南，即山为墉，四面天险”；“元时（治所）始复归江北，即今治也”（以上见《宜昌府志》）。这就是说，自元朝灭亡宋朝后，今江北宜昌旧城区南正街以北便是古夷陵州治、府治、县治的所在地。
纵观宜昌古城的变迁，同中国大多数封建时代城市一样，其主要职能是在政治、军事方面；关于这一点，因古宜昌地理位置险要而尤显突出?！缎褐尽吩兀?ldquo;夷陵（城）在荆门虎牙山。”荆门虎牙山，在今宜昌城东南，自古史称“楚之西塞”。故笔者对《续汉志》之古夷陵城在“楚之西塞”正中的“荆门虎牙山”的说法颇存疑！东汉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大军南下，占领荆州；于夷陵城东南临江坪（今属宜昌市伍家岗区境）置临江郡、临江县，并建临江城。故笔者认为，自更早的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古夷陵城的地理位置，也应是在今宜昌城东南的虎牙山至临江坪一带。盛弘之《荆州记》曰：“荆门，江南；虎牙，江北。虎牙有文如啮牙，荆门上合下开。”“荆门虎牙即楚之西塞。”（《太平寰宇记·峡州》）古夷陵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如公元35年，据蜀称帝的公孙述与东汉王朝刘秀在荆门虎牙滩的浮桥之战，公元588年、589年隋灭陈的峡江荆门虎牙滩之铁血恶战，等等，均是发生在这里的极著名的战例。历史上多次王朝的兴亡、政权的更替，古老的宜昌便曾作为政治、军事重镇，而为之留下了金戈铁马、血洒河山的战争痕迹。
三
古夷陵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军事重镇，名副其实；但按中世纪城市常备的条件，即一定的市民阶层、相当数量的商品贸易及相应的治安防御和生活文化设施等标识来衡量，则相差甚远。尤其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清以前极为缓慢，商品贸易微乎其微?！短藉居罴恰吩兀合恐?ldquo;民好诈”，“俗剽悍巧猾”，“士女治麻禇、不事农桑，男子刀耕火种不知文字，其信巫鬼重淫祀”。即使是封建经济繁荣的唐代，峡州社会农业生产力仍相当低下，世风十分朴陋。至北宋中期，宜昌仍为经济习俗落后、市井设施极差的荒远小县。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从京都贬谪夷陵为令的欧阳修，在其《夷陵县至喜堂记》中对此作了如下极其真实生动的描述：“峡州治夷陵，地滨大江，虽有椒、漆、纸以通商贾，而民俗俭陋，常自足，无所仰于四方。贩夫所售，不过鱐鱼腐鲍，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贾，皆无为而至。地僻而贫，故夷陵为下县，而峡州为小州。州居无郭郛（指外城垣），通衢不能容车马，市无百货之列，而鲍鱼之肆不可入。虽邦君之过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趋。而民之列处，灶、廪、堰、井，无异位；一室之间，上父子而下畜豕……”直至明洪武十二年（1379），才修建起周长约五华里、高二丈二的较大规模砖石构造的夷陵古城垣。初建八门，后改为七门，如大北门、镇川门、中水门、大南门等，并沿称至今。随着明代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明中、后期宜昌生产力有所进步，商品生产也得到一定的发展，宜昌曾一度出现“闾里由荒寂而殷盛，财货由俭瘠而丰衍的”（《续修东湖县志》）兴盛景象。但未能持久，后又因明末战火四起而市井萧条。
四
宜昌城市得到较大的发展是在清代。早在清初，宜昌便有历史上著名的长江黄金水道上的“康乾粮运”。洞庭湖的湘米上运，天府之国的川米下运，集积于三峡东口明珠城宜昌。宜昌巍巍的镇江阁应时而建，并于此创建了著名的宜昌粮食行公所。宜昌以镇江阁为中心的江滩人山人海的河坝米市及江北岸鳞次栉比、大街小巷人流涌动的粮铺粮行粮店繁忙的粮食交易市场，誉满四方。宜昌粮食贸易市场的昌盛繁荣，有力推动了宜昌城各行各业的崛起与大力发展。
清雍正王朝时，宜昌升为府治，夷陵县改为东湖县。“宜昌府领县五、州二：东湖、归州、长阳、兴山、巴东、鹤峰（州）、长乐（今五峰）。”（《宜昌府志》）其行政区北起神农架，南到湘鄂边，包括全西陵峡和半个巫峡在内的广大地区。这使得作为府治附郭的东湖县，无论是利用开发地方经济资源，还是发展三峡航运业，或是城乡商品流通及民俗交流都有得天独厚之利。正如《宜昌府志·风土志》所云：“东湖自改府后为附郭邑，五方杂处，风俗稍变，并邑十倍其初。”随着清初社会经济的复苏，长江流域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逐渐活跃，沿江长途贩运商品的贸易日益兴盛。宜昌凭借“川鄂咽喉”的枢纽地位和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优势，迅速充当起川鄂之间“过载码头”的重要角色，城市商品经济亦因此而发展。当时东湖县城共有十三街市，柴米鱼肉、山货药材、布匹百货、钱庄税号分别设在西面外河街、东门、南藩门、北望门内街及鼓楼、锁堂街等处。城乡特产交流在东、南、北门外正街进行。西坝为泊船处，货物应有尽有，装卸繁忙。其中以米市贸易和淮盐贸易最为发达。值宜昌水运和商品贸易日趋兴旺之际，历史赐给宜昌再一次的发展的机会。清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攻占武昌，随后太平军占领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致使淮盐西运路线被截断，“淮南官盐片引不至”。清朝统治者被迫改变政策，规定：“借销川盐，无论商运私贩，概准行销。”（以上见宣统《湖北通志》）川盐于是取代淮盐在湖北、湖南广泛销售，年销额达一亿二千万斤以上。“济楚盐”的大量下运，使宜昌港的转运贸易空前繁荣。一时间，蜀舶云集、大小盐船成帮拢岸?！兑瞬尽吩兀?ldquo;连樯接舶，衔尾不绝。”仅在镇川门、中水门、大小南门一带，大小船只便数以千计，船工船民多达万人。清咸丰、同治时期，在川盐贸易促进和带动下，宜昌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一，城市盐商活跃，市场兴隆。川盐入鄂，剌激了商人逐利欲望，川省各大盐号如长盛源、广生同、大生厚等纷纷在宜开设分号，建立办事机构，主持“济楚盐”的运销；同时大量采购棉花、绸缎、百货等带回四川。湖广及东南各省商贾也纷纷带着本地商品来宜交换，然后又将川盐运销各地。宜昌城内百货充足，商旅云集。
其二，城市服务业兴起，人口大幅度增涨。市场的繁荣，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城内服务行业的兴起和昌盛。土特产、日杂百货、木船修理等行业纷纷出现；税号、钱庄相应增加；客栈、旅店不断建立。来往商人逐渐形成“川帮、建帮、徽帮、江西帮以及黄州、武昌各帮”。“郡城内高楼大厦，华屋连云”，市邑十倍于前（《宜昌府志》）。
其三，城市社会风俗转变。商品经济发展冲击着传统的生活习俗，市民的消费水平和心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奢侈之风”形成。“郡城衣冠楚楚者，不减通都”，绅士商人“多衣帛、夏绸冬裘”，妇女们“首饰华丽，轻银重金”，这种状况虽小户无异，并且“东邑乡民亦染郡城奢侈之习”（以上见《宜昌府志》）。与昔日的“民俗俭陋”、民风骠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需注意的是，以上夷陵古城的巨大变化，这都是发生在清同治年间（1862-1874）以前的事；而决非像某些人所说的，这些变化都是丧失了国家主权的、被英国侵略者威逼迫使于光绪三年（1877）所实施的所谓“宜昌开埠”的“功劳”。
综上所述，清咸丰、同治时期“川盐济楚”给宜昌商品流通和转运贸易带来了蓬勃生机，宜昌古城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使其迅速成为了长江中上游与沙市、汉口并驾齐驱的三大商业都会。《续修东湖县志》载：“西南数千里，绾毂于此大都会。”由此可见，晚清的宜昌已由一个古老的封建政治军事重镇逐渐转变成为了商贸兴隆的楚蜀大都会，从而奠定了宜昌城市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
2005年秋于宜昌
2017年秋至2019年春计三次修订
袁中道西陵之行及其《三游洞记》
袁在平
一
明代黄辉与公安“三袁”，交往之深、友情之笃，已成文学史上的佳话。“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同胞兄弟，湖广公安（今湖北公安县）人，明代进士，晚明文学流派“公安派”领军核心人物?；苹裕?554—1614），字平倩，号慎轩，四川南充人，万历进士；与“三袁”中长兄袁宗道同为翰林院编修及皇太子讲官。其文章与宗道比肩，且以书法著名。因执编修，故称“太史”；比宗道长6岁。万历十八年（1602），宗道因“操劳成疾”，病逝于东宫詹事任所，年41岁。是年底，袁中道北上赴京为兄奔丧；次年四月，迎宗道灵柩回公安。
万历三十年（1602）十一月六日，为宗道葬期。为能如期参加好友宗道的葬礼，黄辉特告病归乡，于道入楚，十月底先抵当阳玉泉寺。袁宏道得黄辉从玉泉发来的信后，特从公安赶往玉泉寺相迎?；苹浴⒃甑?，均是为玉泉寺于万历年间所进行的、在明代规模最大的一次重修重建，作出了特殊贡献的功臣。当年玉泉寺住持僧无迹禅师，为集资修繕玉泉寺，“北走神京，大开讲肆”（袁中道《游玉泉寺记》），黄辉、袁宏道以朝廷命官名义，各拟一疏，呈禀皇上，筹集缮款。“不盈一期，宫府朝野，金钱汇集”，“都（共计）四千金”（其中包括慈圣太后所赐一千金）；“其始终营综，中郎（袁宏道）极为苦心”（同上）。此时，黄辉、袁宏道、无迹禅师三位老友，在玉泉相见，格外高兴。他们相聚数日，诗文酬答。袁宏道作《玉泉寺同黄平倩庶子赋》、《示度门（即无迹）》等诗五首?；苹宰鳌抖让懦僭欣尚值堋?、《智者洞》、《讲经台》等诗五首?；苹曰刮谥匦薜挠袢绿馐?ldquo;智者道场”、“般舟堂”匾额两方。袁宏道则为正在重修的大雄宝殿题写了一副楹联，联曰：“襟江带汉三千里；盖紫堆蓝十万年。”
时当阳县令冯仕，专程来玉泉寺向黄辉乞书；但又不敢不向袁宏道乞书。于是，黄辉、宏道，“相对疾书大叫，倾刻书数十纸”（袁中道《游居杮录》）。
黄辉、袁宏道于同年十一月一日，从玉泉寺抵公安；六日，于公安送伯修入葬安灵?；苹郧鬃晕诘滥怪?；然后，痛哭于墓而去。
二
黄辉西上入蜀，由袁中道陪送。于是，便有了中道、黄辉于夷陵与诸友人相会和袁中道访三游洞之迹。袁中道（1570-1626），字小修，“三袁”中排行老三。袁中道与黄辉往来甚密，始于宗道、黄辉同为翰林院编修之时。中道于《平倩归去来词·跋》写道：“黄平倩待予之笃，在伯修（宗道）、中郎（宏道）之间。”黄辉与中道间，情同亲兄弟。因年龄上的悬殊，中道在长兄黄辉面前，还颇有矜持感。中道每到都城（北平）时，“每月率至其寓住十余日”（袁中道《平倩归去来词·跋》）?；苹栽③?，其亲笔字书颇多，中道可以随意拿取，就像是“拿自己的衣物”。中道对此，感受尤深；认为他与黄辉的这种亲密关系，有如子由（苏辙）与子瞻（苏东坡）之间的那般随意。苏子瞻曾说；“世多藏予书，而子由独无有。以求之者众，而子由亦如予书为必可以必取，故每予人不惜。”无独有偶，袁中道得平倩字书最多，也将之予人最多；中道唯“（平倩）为予书《归去来词》、《百泉试松萝茶》及余《西陵别诗》，尤为神品，不肯予人”（《游居杮录·卷一》）。
中道偕黄辉，别公安、经松滋、抵夷陵，途程四日。达夷陵当晚，夜不能寐；他们披衣夜行，比肩倾谈。正值隆冬霜月，月冷星寒，加之种种不幸、不顺，心情沉重。人愈苦闷，便愈是思念亲人。此刻，黄辉特别怀念着他失去的好友伯修（宗道）。他对袁中道说：“自官于京师，得闻性命之学，始终彷徨于长生无生（道教俗语）之间，而未有定也。丁酉（1597年）入都，得遇君家兄弟，力为我拔去贪着浊命之根，始以清泰之乐引我。既又得闻向上大事从知解稠林中出，如扫叶，如拔笋，今始坦然知归。”（袁中道《自柞林至西陵（夷陵）记》）
黄辉曾研究“性命”之学，崇尚老子、孟子等古典哲学家关于“性命”学的论述；然越研究越困惑、越压抑，陷入“长生”与“无生”间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后袁宗道、袁宏道引导他研究佛教中的“性相”学，从而，他眼界豁然开阔，心胸陡然宽广；并对寻禅访衲、云游、隐居等，发生了极大兴趣。真可谓“跃跃欲试”，要享“清泰之乐”于我也！关于黄辉研究“性相”学一事，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所著《列朝诗集小传》中，也有记载：黄辉与伯修、中郎兄弟，“研究性相之学，以至游览山水，寻访禅衲，虽居华要，有道人云水之致（意兴致）”。
黄辉此次还乡，实则“归山中”?；苹韵蛟械赖莱鲎约?ldquo;隐居中身边无知己”，将会孤寂。袁中道当即说：“居士既不能来（我处），我岂不能就居士耶？数年之后，幸以一瓢一杨侯我。”（《自柞林至西陵记》）黄辉听了非常高兴。
黄辉特挂念家中父老，故别意甚浓！是夜，袁中道、黄辉各作别诗二首。袁中道还请黄辉为自己所作的两首诗，书于另纸珍藏。第二天，袁中道偕黄辉赴西陵名士、中道的好友刘元定（即刘勘之）等诸君的“圆通阁”之约宴。
抵夷陵的第三天，袁中道与黄辉挥泪告别于西陵峡口的大江上。其难舍难分之苦别，真与当年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与元稹于西陵峡口江上，往返掉棹、“引舟上下”，而不愿离去的情景是何等地相似乃尔。
袁中道在《西陵别慎轩居士还蜀》一诗中写道：“不是倚门亲在舍，西陵那忍遽分飞”。“亲在舍”句中的“亲”，指黄辉家中父亲大人。袁中道写下《江上别平倩，凄然堕泪有述》诗两首。其第二首诗云：
逝鬼已难作，生存复远多。
可怜一掬泪，分作两番悲。
天尽人归处，山空影归时。
临行衣带断，饶得别迟迟。
从这些诗句中看到，袁中道与黄辉难分难舍的痛别之情，似沉重到大有生离死别之境。的确，可能他俩谁也没料到，此时他们在西陵峡口江上之别，竟正是永别！此次分手后，十年间，他们尽管有过许多书信来往，但却再未相见。十余年后，袁中道于玉泉山中，得到了黄平倩去世的噩耗，其悲痛得几乎死去活来！他写下了《哭慎轩黄学士》诗十首。其一首诗云：“绣虎终潜穴，灵凤竟陨梧。信来身仆地，含泪老僧扶。”另还写了一篇祭文《寄黄慎轩长公》。祭文中写道：“时已于当阳玉泉寺治一室，祠两兄（即袁宗道、袁宏道）并尊大人（即黄辉）其中”；“不肖亦老矣。当毕此生安住泉石间，奉二三过去兄弟香火，梦寐神交，足吾愿矣”。
三
袁中道于西陵峡口送黄辉西去后，在夷陵又小住了几天。应约赴刘元定斋中途别秦京，故写下了一首《元定斋中别秦京诸君子》诗。其最大的一次活动是游览三游洞，并写下了《三游洞记》文一篇、《三游洞》诗一首。袁中道的《三游洞记》，是继白居易《三游洞序》之后的古人写三游洞的又一古典散文杰作。今三游洞风景区，已将袁氏《三游洞记》刻成一尊巨碑，立于“三游古洞”牌坊一側的石洞中，碑文由当代著名书法家邹家玺书。
中道游三游洞，由西陵名士刘定元、罗云连作陪。刘元定，名戡之，字元定，号石华。刘一儒之子，张居正之婿。官至后府参军、户部郎中。奉使陕西，修《华山志》。刘元定是袁中道在西陵名士中交往最深的好友。他们通信颇多，赠答诗也多。刘君人品高尚，勤奋上进。袁中道在《赠刘元定》一诗中写道：“作人影亦好，入座去犹香”；“性于学道近，心为著书忙”。
他们坐船溯长江而上，抵夷山（即西陵山）脚下；然后舍舟登山，经刘封城再往下，达三游洞。在《三游洞记》中，袁中道对下牢溪与大江交汇处，作了生动的描写：“旁睨有两山，夹江（即长江）若练，如从大道折入永巷中”。对西陵峡的描写也很生动：“山奇高，水奇深，是为入蜀第一峡也”。而其对达于三游洞的小径及洞的描写，则更是极赋个性特色、惟妙惟肖的神来之笔：“东峙峡口，山突止；而山背之面下牢溪者，其（崖）半忽横裂，如人张口，即为洞。洞在绝壁，不可至。而裂之处，若人下唇微丰者。故人从洞后，缘之以达于洞。而未至洞数步，又若口角然；故须蛇行，及得度。”
三游洞面溪背江，“洞与水背”；“江也大，溪也僻，习静于僻”。袁中道认为这“习静于僻”，则恰恰是三游洞的独特所在！
他们一直寻访三游洞至月上夷山，方回舟返程。三峡中自古有猿猴。此次袁中道访三游洞，也听到了猿啸。《三游洞记》曰：“月已上，水石汩汩，猿声逾多，惨然不可久住。”
在夷陵，自黄辉离去以后，袁中道则始终为一种孤独感和深切怀念之情，所深深笼罩着！在与黄辉别后于西陵（即夷陵）所写的《元定斋中别秦京诸君子》一诗中写道：“西望瞿塘泪满巾，峡州犹自滞孤身?？椭蟹昕投嘀?，离上生离更苦人。良夜烛残清影乱，霜谐月落醉言真。他时柳浪能如约，煮笋烹葵也不贫。”诗中“西望瞿塘泪满巾”、“离上生离更苦人”等句，寄托的正是对黄辉的深深思念。与此同时，袁中道对夷陵的这帮好友，也是情真意切的。故他特邀约他们来日，定到他的家乡柳浪湖一聚！这便是其诗所云的“他时柳浪能如约，煮笋烹葵也不贫”。在游览三游洞时，袁中道也毫不例外地为一种孤独感和深切怀念之情所深深压迫着。他在《三游洞记》中写道：“元白（即元稹、白居易）偶聚于此，亦苦别；然犹得偕游。而吾辈兄弟朋友，萧然星散，是非独洞之不幸，乃予之不幸也。”这种孤独感情的流露，正是他深切怀念已去世的袁宗道和于夷陵挥泪相别而去的黄平倩等亲兄好友的表现。
告别夷陵时，西陵的朋友们将他一直陪送到西陵的郊外峰宝山（今名丰宝山）。故袁中道又写下了《西陵诸公送至峰宝山道中有作》、《峰宝路》、《从夷陵峰宝山至玉泉道中示同游罗玉检·二首》等诗。袁中道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作家。这次夷陵之行，他共写下诗十二首、文两篇。
作者简介：
袁在平，湖南资兴人，武汉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宜昌市群艺馆副研究馆员。长期从事地方文史研究工作，曾为湖北省三国文化研究会理事。发表文史文章、学术论文100余万字。为《宜昌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副主编、首席主笔，《中国民俗志·伍家岗卷》（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总纂。
龚兴华，武汉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学制五年），三峡大学副教授，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及科研活动，在多家学报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文/图：市作协 编辑：冯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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